《年谱》中贬谪龙场的错误

杨德俊

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指出，王阳明一生“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在贵州“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但据其所记，嘉靖十四年（1535），他在苏州准备刊刻《阳明文录》之前，曾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阳明逸稿。派弟子王安成从福建、广东、南昌，入岭南至梧州，又到湖南长沙、江苏南京等地收集资料，当时王安成可能认为贵州“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而地险山恶，故未到龙场这一重要之地收集有关阳明资料。钱德洪也并未亲自搜集阳明遗文，更未至贵州，对阳明“居夷处困”而悟道缺乏深切体认，故其在《刻文录叙说》中作出的“诸稿幸免散逸……又获所未备”结论，显得主观而轻率。而他后来编修《年谱》，对包括“龙场悟道”在内的王阳明在贵州三年间的事迹记载，多有缺失乃至讹误。如《年谱》中记载龙场经历，仅凭推测和猜想，未对王阳明曾经居住过的玩易窝、阳明小洞天，名篇《瘗旅文》中的蜈蚣坡，《象祠记》中的灵博山，讲学的龙岗书院、文明书院等作简要记述，其他王阳明在贵州龙场的事迹记载也多有错误，又未对王阳明在贵州所著诗文作认真分析。这说明当时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对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这一重要事件，没有进行调查收集，对阳明在贵州所著诗文不但有遗漏，还对阳明的重要弟子无一记载，致使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未收录“黔中王门”弟子，自然亦未标立“黔中王门”，这是钱德洪在搜集贵州的资料、黔中王门、龙场事迹严重疏漏所造成的影响。当然，钱德洪等当年刊刻《年谱》时，由于受到时间空间、人力财力、交通通讯等条件的限制，未能采访贵州有关当事人和收集资料，又未加以辨识，因而出现一些错误是完全可理解的。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作为现在的阳明文化研究专家和学者，不能以讹传讹，要善于辨别，要加以考证。

《年谱》中记载：龙场“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现在仍有一些专家以此说当年龙场人是穴居，如有在讲“龙场悟道”中说：“王阳明来了以后，就教给当地的苗族人民，怎么样用土来打土坯，怎么样砍木头来架屋，建造房屋。”这些说法毫无依据，纯属主观臆断，误导了许多爱好阳明文化的初学者。王阳明在龙场缺粮缺菜，为解决粮食蔬菜，便在西园开辟约一亩的地，但他不会耕种，便观看农民种庄稼，请学于农。他在《观稼》诗中写到：“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种蔬须土疏，种蓣须土湿。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1]又在《西园》诗中写到：“方圆不盈亩，蔬卉颇成列。分溪免瓮灌，补篱防豕蹢。”他从小读书，21岁考中举人，之后考进士3次，28岁才考中，他连种菜都不会，怎么能教人建造房屋呢？说龙场人不会建房，那怎么能帮他修建“何陋轩”“君子亭”“宾阳堂”呢？水西的“象祠”不是王阳明教他们修建的吧？孔子曾坦言自己不如老农老圃，阳明亦不讳言其曾请学于农，这无损孔子和阳明的伟大。在《明史》卷一百九十五《列传》第八十三《王守仁传》中就已经说到：“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守仁因俗化导，夷人喜，相率伐木为屋，以栖守仁。”是说少数民族人民伐木造房给阳明居住，而不是阳明教少数民族人民建造房屋。读《年谱》上下文，并没有说阳明教龙场人建房。旧无居，可能指原来这个地方没有驿站房屋。据考，龙场驿站因当年的经济条件困难，并不是按规制建设，而是置于当地土司富户人家。就是20世纪50至80年代，贵州有很多地方的区政府、乡政府因无资金修建，都是利用没收地主家的四合院房屋作为办公地点。阳明抵龙场时驿时，并无驿站住房存在，所以没有地方居住。这句话应该是：“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就是阳明到龙场后，无驿站居住，开始教化少数民族，大家建房给他居住，这才符合史实。有贵阳明代建筑文昌阁，其设计巧妙、结构独特，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阳明曾游览的南霁云祠（忠烈宫），为洪武十七年(1384)重建。南庵（翠微园）为弘治年间修建，都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场明代古驿道上修文境内的蜈蚣桥、秀水桥，坚实且宽大，现在10多吨重的车辆通行都没问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修文蜈蚣桥，为明弘治年间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始建而成，桥上石刻的望板和望柱雕刻精巧，望柱上的六只老虎栩栩如生，史书上称“石工精致，基密坚实，为水西十桥之冠”。五百年来，屡遭洪水冲击，至今安然无恙。古建房屋、桥梁都能建造这么好，怎么能说龙场人不会建房呢？据考，宋代就有龙场这个地名，龙场在元代、明初就是一个赶集的乡场。如果说龙场人不会建房，那龙场这个集市怎么形成呢？

《年谱》中记载：“思州守遣人至驿，侮先生，诸夷不平，共殴辱之。守大怒，言诸当道。毛宪副科令先生请谢，且谕以祸福。先生致书复之，守惭服。”^[2]在罗洪先考订的《年谱》中记载为：“思州人有侮于先生，诸夷不平，共殴辱之。守怒，言诸当道。毛宪副科令先生请谢，且谕以祸福。先生致书复之，守顾惭惧。”^[3]黄绾撰《阳明先生行状》记载：“时思州守遣人至龙场，稍侮慢公，诸役夫咸愤惋，辄相与殴辱之。守大怒，曰宪副毛公科，令公请谢，且喻以祸福。公致书于守，遂释然，愈敬重公。”^[4]三处所记事有点不同，但都根据钱德洪所编《年谱》而记为思州守，所记这个思州守，既无名又无姓，无可考证，实际上记为思州守是有误的。明嘉靖、万历，清康熙、乾隆《贵州通志》等文献中，均无记有思州守派人到龙场凌辱阳明这件事，如果是一个小小的思州守，阳明不可能称其为太府。当时思州府治所在今思南县，曾辖今沿河、印江、思南、德江、务川和重庆市的酉阳县和秀山县，古驿道远距龙场350多公里外，思州不属贵州宣慰司管辖，他不应该管，也管不了龙场之事，又没有什么仇恨，不可这么远派人来凌辱王阳明，并给贵州按察司副使毛科告状。毛科，字应奎，号拙庵，余姚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所记思州守，实际是贵州巡抚都御使王质，成化二十年（1478）进士。据《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之十三，正德元年（1506）五月丁酉（五月十八）条载：“升光禄寺卿王质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地兼理军务。”在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十六《明总部政绩录》第二中记有：“毛科，字应奎，余姚人，以进士授官，累选贵州提学副使。时王守仁谪龙场驿丞。巡抚王质遣人至龙场陵侮守仁，为夷人所困，使人反诉之质，质怒，守仁弗谢。科与守仁同乡，乃贻书劝之。”“科卒为守仁调护，质虽衔之，终不深怨。然质亦旋以裁缺去职矣。”^[5]已经指明是时任贵州巡抚王质派人到龙场的。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在毛科条记载，与道光《贵阳府志》相同。事实上，王质派人到龙场，是让看望阳明，并不是指使差人去凌侮他，凌侮一事是差人自己为之。少数民族与差人争斗，自是愤愠不平，亦非阳明指使。王质虽是朝廷派来的京官，但经毛科劝解，并无怨恨计较，反而敬重阳明。有人撰文说：“毛科与王阳明同为余姚人，有同乡之谊，毛科本应该对身处困境的王阳明有所扶持，但毛科却盛气凌人，以权势强迫王阳明向思州太守跪拜请罪。”这是不对的，是王质未弄清情况之前，有一点生气，毛科是要阳明前去道一个歉，从中调解两人的关系，毛科并没有强迫阳明向王质跪拜请罪。

《年谱》记载：“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岁，在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贵州从明代至今的文献资料中，从未出现过“贵阳书院”一词，实际上“贵阳书院”应是贵阳“文明书院”。这些错误很多，将在相关文章中作叙述。

此资料转载于杨德俊编著《王阳明行踪遗迹》，贵州大学出版社2021-10。

1.［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中册769页。 ↑

2.［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下册1355页。 ↑

3.  龚晓康、赵永刚主编《王阳明年谱辑存》，贵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一册111页。 ↑

4.［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下册1557页。 ↑

5.  [清]   周作楫 修：《贵阳府志》卷56《明总部政绩录第二之二·毛科传》，清道光三十年（1850）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