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谪居龙场三年考

杨德俊

 

《年谱》中记载：正德“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春，至龙场”。而湖南的乾隆《辰州府志》、嘉庆《沅江县志》、嘉庆《常德府志》、光绪《桃源县志》的《流寓》中记载，王阳明第一次经湖南时间，是在正德二年（1507）。在醴陵《渌江书院历史文化陈列》中记，“明正德二年，王守仁赴任途中，首次经醴陵，并在泗州寺居住过。”这些史书编纂者，肯定会查找一些当地的历史依据，并不都是凭空想象乱编的。说王阳明是正德三年（1508）春到龙场，仅此一说，无其他相对应资料来佐证。

 

据《年谱》记载：王阳明是正德二年丁卯夏赴谪至钱塘，从舟山到武夷山返钱塘，再到江西鄱阳折回南京看望父亲，十二月返钱塘，再赴龙场驿。“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春，至龙场。”这里的“春”是一个模糊概念，有说是三月初或说是三月中旬的，这也不对。徐爱在《传习录•上》记有一段萧惠好仙释，王阳明警之说：“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1]王阳明在答《黄以方问》中说：“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在《与王嘉秀、萧惠好谈仙佛》中说：“其后居夷三载，始见圣人端绪，悔错用功二十年。”在《与王纯甫》信中也有：“及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然后能有所见，始信孟氏生于忧患之言非欺我也。”王阳明贬谪期满，从龙场到江西庐陵任知县，过湖南溆浦作的《过江门崖》诗中有“三年谪宦沮蛮氛，天放扁舟下楚云”。在长沙作《鹅羊山》诗中有“福地相传楚水阿，三年春色两经过”。在醴陵作《泗州寺》诗中有“渌水西头泗洲寺，经过转眼又三年”。阳明在多处说他居住贵州的时间是三年。

 

早在嘉靖九年（1530），距阳明先生逝世才一年多时间，余姚就刊刻了《阳明先生文录》和《阳明先生诗录》。《阳明先生诗录》是钱德洪作序，薛侃作跋，藏书钤印有“浅草文库；大学校图书之印；日本政府图书；九州帝国大学图书印；林忠藏书”等，这是目前发现日本东京大学收藏的一个孤本。其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重要信息，其一《阳明先生诗录》卷之三是《赴谪稿》，以下标明是正德“丁卯年赴贵阳龙场驿”所作。其二《阳明先生诗录》卷之四是《居夷稿》，以下标明是正德“丁卯、戊辰、己巳年”三年时间所作。标注的时间，应是刊刻者在嘉靖六年前咨询阳明先生认可的。这是阳明先生于正德二年就到了龙场驿的，最早的又一有力证据。在《阳明先生文录》卷三中，有阳明先生上疏《乞宥言官疏》一文，“奏为乞宥言以章圣德事”。在湛甘泉撰的《阳明先生墓志铭》中，上疏的是《乞宥南京所执谏官戴铣等》，在《王文成公全书》中，变成了《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了。在《王文成公全书》中，把诗文标题，写作时间作改动的有不少。

 

王阳明最早的著名弟子，也是妹婿的徐爱在《传习录•上》中记有：“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徐爱在《同志考叙》中又说：正德二年春，他遵父嘱咐带着礼品到杭州拜阳明为师，此时未有早于他拜阳明为师的人。到了秋天，山阴蔡希颜、朱守中亦来拜阳明为师学习时，阳明已经赴谪到龙场去了。徐爱的记述不会有错，因为徐爱是于正德十二年（1517）五月去世，比王阳明早去世10年。钱德洪是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才在余姚龙泉山“中天阁”拜王阳明为师，比徐爱去世的时间还晚了5年。所以，王阳明贬谪龙场的情况，徐爱应该比钱德洪更加清楚。而《年谱》又是嘉靖二十六（1547）才由钱德洪在“嘉义书院”完成自王阳明出生到贬谪龙场这段历史的记述，此时阳明贬谪到龙场已过了40年，钱德洪又未派人到贵州龙场搜集资料，40年前之事，当事人自己都不可能记得很清楚，何况别人的记述，又怎么可能很准确呢？而徐爱作《同志考叙》又比钱德洪编《年谱》早30多年，毫无疑问，徐爱所记阳明于正德二年秋到龙场，比《年谱》所载王阳明是“正德三年春至龙场”，可信度更高得多。

 

阳明最赏识的弟子王畿所撰《刻年谱序》说：先师“及居夷三载，动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王阳明“龙岗书院”的亲传弟子、得意门生陈文学作《何陋轩歌》，其中有“明公肯为考厥成，吾侪小人力任磋。阳明翁此居三年，覆载吾土天地大”之句。陈文学是亲历者，所记肯定精准。乾隆《南宁府志》卷四十四《艺文志•序》中，王阳明亲传弟子，敷文书院主教季本撰《建敷文书院修德息兵序》中载到：“吾夫子谪官龙场，居危三载，困心衡虑之余，反己目修之实，超然独悟，非由揣摩及其赐环。”在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十六《明总部政绩录》第二中记有：“王济，字汝楫。正德二年巡按贵州，大有声绩。以贵州少书籍，曾与左布政使郭绅刻谢枋得《文章轨范》以公之士林，王守仁为之序。”谢枋得即是南宋学者谢叠山，江西省弋阳县人，与文天祥同科进士。这里是说正德二年，王济与郭绅重刻《文章轨范》一书，阳明为之作《重刊文章轨范序》。阳明在为王济所作《骢马归朝诗叙》中，说“正德戊辰正月”，他到贵阳时又与王济相见。

 

王阳明作名篇《瘗旅文》中载：“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此文是正德四年（1509）秋七月三日所作，阳明说来龙场已经有三年了，即是正德二年到龙场，到正德四年才有三年。嘉靖《贵州通志》卷之十一《艺文•文类》，万历《贵州通志》卷二十三《文类》，及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六《艺文》中所载《瘗旅文》与《古文观止》中相同，也是“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嘉靖《贵州通志》刊刻时间比谢廷杰隆庆六年（1572）刊刻《王文成公全书》还早近20年，且是根据王阳明留存在贵州的第一份手稿录入的，应该比以后转抄刊刻的版本更准确。《瘗旅文》开头一句明明说是“维正德四年秋七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这在嘉靖《贵州通志》和《居夷集》中记载相同。正德四年是“己巳”年，《全书》错标写作时间为“戊辰”。再如《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第一句是：“正德己巳夏四月，贵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归。”这是正德己巳，即正德四年夏四月，提学副使毛科致仕时阳明为其所作序，《全书》仍错标写作时间为“戊辰”。另有《象祠记》《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也是正德己巳年所作。现在点校出版的《王阳明全集》有多个版本，全部都把阳明在贵州所写文章标为“戊辰”年所作，未有一个对写作时间标错加以注释纠正。

 

王阳明来龙场经长沙时，曾与湖广提学佥事陈凤梧（字文鸣）相会论学。阳明到龙场后，陈凤梧曾派仆人三至问候，三次书札问之。阳明在正德四年《答文鸣提学》的回信中说到：“与文鸣别久，论议不入吾耳者三年矣，所以知有意于为己者。三年之间，文鸣于他朋旧书札之问甚简，而仆独三至焉。”^[2]阳明在此回信中，说他在龙场三年的时间，陈文鸣曾三次派人来此地问候。

 

嘉靖十三年（1534），浙江奉化人王杏任贵州巡抚，次年在他所撰的《新建阳明书院记》中说：“正德丁卯，阳明王先生建言忤逆瑾，谪贵州龙场驿。”王杏说王阳明是正德丁卯，即正德二年到龙场的。王杏到贵阳时，经常与龙岗书院著名弟子陈文学、叶梧等人交流，并为其恭请新建“阳明书院”，以慰藉贵阳士民之心怀。他的记述来自龙岗书院亲传弟子口中，肯定比钱德洪了解得更真实。王杏撰《新建阳明书院记》时，钱德洪才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此外，阳明弟子徐珊在《居夷集跋》中谓：“夫子居夷三载，素位以行，不愿乎外。”罗洪先撰《建龙场阳明祠记》亦云：“夫所谓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于学虑，虽匹夫匹妇之愚，固与圣人无异也。乃先生自叙：‘则谓困于龙场三年而后得之，固有不易者，则又何哉？’”另在嘉庆《常德府志》中记载，王阳明是正德二年丁卯过武陵，寓潮音阁。梁颂成主编的《历代桃花源诗选》中考证，王阳明是正德二年，经过湖南武陵。朱汉民主编的《岳麓书院》和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中都说：王阳明正德二年被贬到贵州龙场，从北京到贵州时道经长沙，留居八日，游岳麓书院。醴陵渌江书院陈列展览也说：明正德二年，王守仁赴任途中，首次经醴陵，并在泗州寺居住过。民国《修文县志•献征志》上篇载阳明：“谪贵州龙场驿丞，居三年诏回。”又在“三潮水”条中载阳明：“谪迁于兹，优游所及，宠锡东洞。以会稽胜地之别名，而玩易窝同时以显。其后宣威两粤，则广西隆安县江浒亦有阳明洞天之题识，盖地以人传，不其信欤。独奈何龙场讲学且及三年，乃不涉足是间，更靳一言以光耀之。”以上这些资料，已经足以证明王阳明是正德二年到龙场，居住龙场时间是三年。

 

王阳明本人和他最早的亲传弟子都说阳明在贵州时间是三年。如果他是正德三年（1508）春才到龙场的，正德四年十二月中旬离开龙场赴江西庐陵任知县，那么，在贵州的时间就不是三年，而是不足两年。但阳明本人和他的最早亲传弟子徐爱、陈文学、王畿、季本等绝对不会记错，如果没有在贵州居住三年，他们不会随便就说是“居夷三载”“在夷中三年”“困于龙场三年”“阳明翁此居三年”的。显然，问题不出在阳明和徐爱、陈文学等人，而出在钱德洪《年谱》的相关记述上。

 

王阳明贬谪到龙场，朝廷是有到达时间期限的，不是任其随意时间到达。据徐溥、刘健、杨廷和、谢迁、王华、李杰、张元祯、梁储、杨守阯等多人编纂，后经李东阳再纂的弘治《大明会典》第一百六十二《律例三》官员赴任过限条的规定，一条是：“凡已除官员，在京者，以除授日為始，在外者，以领照会日為始，各依已定程限赴任。若无故过限者，一日笞一十。每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一条是：“其中途阻风被盗，患病丧事，不能前进者，听於所在官司给凭、以备照勘。若有规避，诈冒不实者，从重论。当该官司、符同保勘者，罪同。”一条是：“有违至一月以上，问罪。三月以上，送部别用。半年以上，罢职。”王阳明曾任刑部清吏司主事，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父亲王华因曾参与编修《大明会典》和《通鉴纂要》等有功，正德元年(1506)五月初二，擢升为礼部左侍郎。王阳明对朝廷律例是清楚的，是不会去违犯的，违犯了不仅自己要受惩罚，还要牵连到王华。王阳明是非常聪明而且正直的人，他被廷杖、下狱、贬谪，已经是受罚之人，当时很清楚朝廷的律例，断然不可能再犯擅自到武夷山绕一圈，再到南京绕一圈，又回到绍兴，然后在杭州养病，耽误了一年时间，到十二月才赴任来贵州龙场，正德三年春才到达龙场的这个大错误。如果真是这样，王阳明应该是被罢职，不可能再升他为庐陵知县。

 

王阳明在龙场时作有《元夕二首》《元夕雪用苏韵二首》《元夕木阁山火》共五首元夕诗，其中《元夕二首》中有“去年今日卧燕台，铜鼓中宵隐地雷。月傍苑楼灯彩淡，风传阁道马蹄回”。这里的燕台即京城，说明正德二年的元宵节他是在北京过的，正德三年的元宵节他是在龙场过的。《元夕二首》中有“春还草阁梅先动，月满虚庭雪未消”。《元夕雪用苏韵二首》中有“久客渐怜衣有结，蛮居长叹食无盐”。是说这个元宵节龙场下大雪，他的生活艰苦，衣裳破了又补，菜中无盐可食，这四首诗应是同是一年作的。《元夕木阁山火》中有：“荒村灯夕偶逢晴，野烧峰头处处明。内苑但知鳌作岭，九门空说火为城。”这是正德四年他在龙场的第二个元宵节过龙场木阁箐时作的诗，是描写木阁箐野火烧山的景观，说明这个元宵节前几天出太阳，天气晴朗，灌木草丛干燥，山火才能烧起来，如果是下雪天，山火就不可能烧起来。他作的这几首诗写作的地点不同，《元夕二首》《元夕雪用苏韵二首》是在阳明洞所作的，《元夕木阁山火》是在木阁箐所作的。气候不同，前一个元宵节是“雪未消”，后一个元宵节是“偶逢晴”。王阳明多次到贵阳经过木阁箐，有一次遇到大雪，作有《木阁道中雪》诗。王阳明在《何陋轩记》中说：“龙场之民，老稚日来视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尝圃于丛棘之右，民谓予之乐之也，相与伐木阁之材，就其地为轩以居予。”当年建“何陋轩”在木阁箐砍伐木材，说明龙岗山距木阁箐很近，龙岗山与木阁箐最远最高的主峰，直线距离不足5公里，而且木阁箐山比龙岗山高，如果说这几首诗都是同一年所写，在贵阳的地理、气候，绝对不可能在相距只有几里的地方一处是大雪，一处是出太阳能放火烧山。这也足以证实王阳明在龙场过了两个元宵节，在龙场时间跨度是三年。

 

按《年谱》中记载，王阳明是正德三年春才到龙场。但正德二年春到正德三年春这一年时间，并无阳明在何处停留三月两月的行踪记载。有人说王阳明在杭州借口养病躲藏了一年，但他在贬谪途中，刘瑾还派人跟踪侦察，就是要他到龙场来。而杭州经常有京官往来，阳明真在杭州躲避一年而不去龙场，消息传到京城，刘瑾会对他加重处罚。阳明参与刘健、谢迁为代表的朝臣同刘瑾等“八虎”等权阉斗争，敢于上疏直指君过，反复指陈武宗皇帝的缺失，尤谓其“赫然下令，远事拘囚”“使陛下有杀谏臣之名”，被廷杖下狱。但他将生死置之度外，与狱友林富、刘菃等学周文王讲《易》演《易》，“昼夜不怠，忘其身之为拘囚也”。如此不畏死的阳明，怎么会去躲藏呢？这不符合王阳明刚正不阿，不惧艰险的性格。又有人说王阳明作的《范氏宗谱记》中有：“正德二年丁卯夏四月，守仁赴谪，逆瑾遣人随行侦探，予意叵测，晦形遁迹，潜投同志范君思哲之兄思贤于毗陵。……往来讲学者络绎，余心恐焉，君遂匿余于祖祠者三匝月。时天炎无赖，以其家乘读之。”以此说王阳明在范氏家中躲藏了三个月。对于《范氏宗谱记》，束景南、叶晔等多人早就考证是一篇伪作，根本不能以此为据。而阳明弟子海宁人董汉阳撰《碧里杂存》下卷，载有阳明作《投江》诗，冯梦龙著《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上》也录有此诗，董汉阳说阳明作《投江》诗：“自是远近喧传，阳明已投江矣。闻于逆瑾，忮心由是稍纾，遂得达龙场。”是说阳明故意作《投江》诗到处哄传于外，迷惑随侦差役和其他人，然后从容就道从杭州经江西、湖南，往赴贵州龙场，这应是合乎史实。

 

总之，《年谱》中说阳明是正德三年春到龙场，仅此一说，无有其他资料来佐证，是为孤证。之后者说阳明正德三年春到龙场，只是沿袭《年谱》的说法未予考证而已。

 

此资料转载于杨德俊编著《王阳明行踪遗迹》，贵州大学出版社2021-10。

 

1.［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上册42页。 ↑

2.［明］王阳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一《书类》。赵昌龄、陈文学、叶梧嘉靖十四年编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