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龙场实际情况

杨德俊

《年谱》中记载：“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此处对龙场状况的描述并不确切。今查明嘉靖、万历，清康熙、乾隆《贵州通志》，道光《贵阳府志》，民国《贵州通志》，民国《修文县志》等文献史料，宋代时就有龙场这个地名，是一个集市，七天一场，遇辰、戌日集市，古时以赶集日生肖命名集市，辰日属龙，所以叫龙场作为一个集市，至少应有几十户人家才能够形成。元至元二十年（1283），在今修文县境设置落邦扎佐、陆广等处蛮夷长官司时，龙场元代时为龙尔目地，属六广等处蛮夷长官司领地，明洪武五年（1372）后，为水西水外六目之龙尔目地，是贵州宣慰司辖地。洪武十七年（1384）后，奢香夫人开建龙场九驿，于龙场置龙场驿，就是因它是一个集市。就从元代起至正德二年王阳明贬谪至龙场驿，已有220多年，集市上的发展比其它地方要快，就每年增加一户，当时龙场集市及邻近至少也有300户人家，千余人口。而王阳明在《龙岗新构》诗中说：“开窗入远峰，架扉出深树。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诗中的“墟寨”，即指龙场集市和村寨，“逶迤”即指集市和村寨曲折绵延，是说在龙岗山能看到远处的山峰、龙场集市和附近的村寨。龙场驿距贵州布政司、贵州宣慰司治所仅35公里地，属贵州腹地，并不偏远，是属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地方。

当年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准备减去龙场九驿，王阳明致书剖析弊端说，促使安贵荣放弃减驿，这才逐步恢复驿站。据嘉靖《贵州通志》卷四《徭役》载：“龙场驿：马23匹，铺陈23副。”卷五《职官》载：“龙场驿：驿丞一员，吏一名。”在万历中期，贵州巡抚都御史郭子章著《黔记·邮传志》载：“龙场驿：城西北70里，额马23匹，今15匹，脚力2头，系宣慰司安疆臣下夷目花仡佬八寨苗民承走。供馆：安宣慰设馆田360分，每日1分，田户自备答应。”万历《贵州通志》卷二十四《艺文》中，载有万历元年（1573），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吴国伦作有《龙场驿见王伯安先生壁间遗笔》诗一首：“海内王夫子，夷方亦问津。斯文存放逐，天意属经纶。一字神独在，千秋迹未陈。相传浮海事，不及问斯人。”后任贵州提学副使，修撰万历《贵州通志》的沈思充作有《龙场驿》诗一首：“振铎西南转使轮，堪嗤罗鬼傍人驯。青山绿陌明时景，鸟语雕题太古真。历尽九夷谁曰陋，渡残五月亦疑春。吾乡迁客今如在，一点良知处处新。”明天启二年（1622），水西宣抚司土司安邦彦起兵作乱，为了抵御安邦彦的乱兵，贵州副总王国正建即建龙场城。崇祯元年（1628），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贵州、四川、湖南、云南、广西军务的张鹤鸣，会同巡按御史陆献明行本官，建龙场大城一座。崇祯三年（1630）在龙场驿地置敷勇卫，奉明旨命城名为“敷勇卫城”。崇祯四年，兵部尚书，总督贵州、四川、湖广、云南、广西军务兼巡抚贵州的朱燮元增建，城周长9里3分，高2丈，3奇5正。城有4门，名祥曦、迎恩、义正、平安，有军民千户。当时统计有遗漏，实际不止千户。明朝时期，贵州虽然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发展缓慢，但龙场作为一个集市，还是有不少住房的。阳明到达龙场时如果是“蛇虺魍魉，蛊毒瘴疠”的无人居住之地，仅仅经过100余年的变迁，不可能具备千余户的规模，也不可能具备条件建周长九里多的敷勇卫城。故而正德年间的龙场驿，绝不可能是“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之地，而是早已人口聚集，文明开启的小集镇。另若是龙场人是穴居，“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的几个人，那龙岗书院怎么能办起来呢？书院中的几十个弟子，怎么能够听得懂王阳明讲课呢？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令调北征南，之后龙场就有不少屯军的地方，如现在修文中学和实验小学一片察院坡，当年屯军时名“永安屯”，修有寨门，上立有“永安屯”三大字石匾，是屯军比较多的一处地方，20世纪90年代，“永安屯”三字石匾还用在实验小学的石梯上。还有六屯、大屯等。龙场驿站附近有王官堡、周官堡、大地堡、万兴堡、谷堡、上下堡等都是屯军之地。这些中原地区来的军户是不能回原籍的，至王阳明到龙场时也有120多年，他们在生活、语言、习俗、婚姻等方面都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现在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说他们是“汉父彝母”，这就是汉族军户和当地少数民族通婚形成的。洪武中期以后，优待和奖劝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成为定制，并严格规定“未经儒学教化者不准承袭土司”，从制度上保证土司教育政策的顺利推行。在奢香夫人代袭贵州宣慰使职摄政期间，聘请汉儒到贵州兴办学校，传播汉文化。因此，宣慰司和各目酋长及子弟，都不同程度学习过汉文化。嘉靖四十一年（1562），安国亨世袭贵州宣慰使，其在阳明洞书题的“阳明先生遗爱处”，在玩易窝书题的“阳明玩易窝”大字，以及他书题在阳明洞、玩易窝的诗，无论从书法艺术或是从诗文的角度来看，他的汉文化功底都是很深厚的。所以并不是龙场可通汉语者，都是中原逃亡的人。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彝族、苗族都是我国人口众多的古老民族，他们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习俗。在贵州水西彝族地区，现还存有不少明、清时期的彝文古籍和摩崖、碑刻，这就是文明的标志。说贵州地区的彝族、苗族是野蛮民族，这是历代官府、文人对贵州少数民族的偏见，实际上贵州少数民族对外来民族和外来文化是宽容的。况且“蛮夷”本意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本无褒贬之意，北方比南方开化较早，文化较为发达，这也是事实，但不能因此而矮化南方少数民族。钱德洪没到龙场做过调查，受传统偏见影响而在《年谱》中有上述描述，这是需要指出并加以纠正的。

此资料转载于杨德俊编著《王阳明行踪遗迹》，贵州大学出版社2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