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文明书院遗址

杨德俊

 

“文明书院”是贵阳最早创建的书院，延存于元、明两朝，历时近260年，在历史上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该书院始建于元朝皇庆年间(1312—1313)，由教授何成禄创办。据明嘉靖《贵州通志》记载，何成禄“皇庆中为教授,富文学,饬容止,训迪诚恳,郡中文美,勃然以兴。又尝迁建学舍,而以故址创书院,勤于所事如此”。文明书院办学170多年后,到了明朝弘治初年，因房屋朽坏未加修缮而废弃。另据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文明书院地址“在治城内忠烈桥西，即元顺元路儒学馆旧址，皇庆间教授何成禄建，今废”。忠烈桥即今市府桥，因桥紧接忠烈宫，明朝时称为忠烈桥，位于贵阳市城区市府路东段，元代顺元路儒学馆在此桥之西。

 

明弘治十七年(1504)，贵州提学副使毛科在元代书院旧址上重建文明书院，他亲自规划设计，措置资金，监督工程。修建过程中，“一财不资于公，一力不劳于民，间有乐助者不禁”，并把自己的薪俸捐献出来，弥补建设经费的不足。书院设文会堂，后有颜乐、曾唯、思忧、孟辨四斋。建孔庙，设师文、学孔二斋及乐育轩。正德元年（1506）七月，书院建成完工，请贵阳名士徐节老先生撰《新建文明书院记》。选择聪俊幼生6人教读“五经”，招收儒学生员及有志者200余人分斋受教。

 

《年谱》中记载：“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岁，在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始论‘知行合一’。”贵州从明代至今的文献资料中，从未出现过“贵阳书院”一词，实际上“贵阳书院”应是“文明书院”。嘉靖《贵州通志》卷之六《学校》载：“文明书院，在治城内忠烈桥西，即元顺路儒学故址。本朝弘治间，提学副使毛科建。嘉靖间，提学副使蒋信重建。中为敬宽堂，左右为斋舍，后为厨。”后有曾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山西巡抚的贵阳名士徐节老先生撰《新建文明书院记》，其中载到：

 

儒学迁建后，有教授何成琛于遗址内改建“文明书院”，亦废，今建是院，即故址也。人愈为异事，争相睹之恐后。公乃矢心重建，凡材木、工力，措置规划咸出于己，一财不资于公，一力不劳于民，间有乐助者不禁。经始于是岁十月，讫工于正德元年七月。书院成，前有大门，门之内有文会堂，为师生习礼讲解之地。堂之后有四斋：曰颜乐、曰曾唯、曰思忧、曰孟辩。盖欲诸生企慕乎群贤，进修践履而不为他歧之惑也。斋之上戟门，门之内有左右庑，上有先圣庙，后设师文、学孔二斋，盖欲诸生取法乎二圣操存涵养，而不为利禄之所动也。墙垣门宇，焕然一新，选聪俊幼生及各儒学生员之有志者二百余人，择五经教读，六人分斋教诲。斋之上有乐育轩。公亦时登此轩，诱掖奖劝而督率之，务底省成，以续斯道之传。仍以“文明”揭匾，盖因旧而不易也。公述所由，属予为记。

 

“文明书院”为正德元年七月，由阳明的同乡，贵州提学副使的余姚人毛科，在教授何成琛改建“文明书院”旧址上重建完工，毛科也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人，他比王华早两年考中进士，应算是王阳明的前辈。正德三年时，毛科请王阳明到“文明书院”讲学，阳明因当时生病不能前去，作《答毛拙庵见招书院》诗曰：“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常抛旧学荒。岂有威仪堪法象？实惭文檄过称扬。移居正拟投医肆，虚席仍烦避讲堂。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1]这次因有病婉言谢绝了。

 

书院刚创办时，毛科经常到书院督察，感觉到要办好书院，一定要有一个学识人品俱佳的大师主讲。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在龙场创办龙岗书院讲学，气氛活跃，内容新颖，知名度很高。毛科与王阳明是余姚县同乡，很仰慕王阳明的人品和学识，得知此事，便请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任主讲教授。但因王阳明当时生病，不能前去。再有王阳明想：“我是一个被贬谪的人，怎能到贵州最高学府去讲课呢？”于是写了《答毛拙庵见招书院》一诗，用很客气的言辞推谢了。但在正德四年三月，王阳明再受毛科的邀请，到文明书院讲学，席书撰《与王阳明书》中有详细记载。

 

席书，字文同，号元山，四川遂宁蓬溪县人。正德四年五月，席书从河南按察司佥事任贵州按察司提学副使。席书到任以后，遵照毛科的嘱托，决定继续聘请王阳明再到“文明书院”讲学。席书著《元山文选》卷之五《书札》中，有席书写给王阳明，邀请他再到文明书院讲学的第一封信《与王阳明书》，很多人未见过此文，现全文录于下：

 

书启：切惟执事文章气节，海内著闻，兹谪贵阳，人文有光，遐土大庆。曩者应光(光应为奎)毛先生在任之日，重辱执事，旅居书院，俯教承学，各生方仰有成。不意毛公偶去，执事遂还龙场，后生咸失依仗。兹者书以凡材，滥持学柄，虽边镇不比中州，而责任之重则一。兹欲再屈文饰，过我贵城，振扬吾道之光，用副下学之望。书尚不自主，商之二司，二司既同，白之三堂，三堂曰善，下至官僚父老，靡不共仰清尘，咸曰：“此吾贵城文明之日也。”馆舍既除，熏沐以俟，不知执事能一慨然否也?昔韩柳二公各以抗疏忤时，远谪二广，二广之人感其道化，至今庙食无穷，执事以文名时，以言遭贬，正与二公相类，安知他日贵人之思执事不如广人之思二公乎？即今省试已迫，愚意欲候文车至止，处分就绪，乃议巡试之期。倘辱不以猥庸见拒，斯文幸甚，多士幸甚!外不腆之仪奉以将敬，伏惟，亮之。

 

此信中席书说得很明白，毛科在正德四年四月离职前，王阳明曾经接受他的邀请，到了文明书院讲学。毛科接到朝廷让他致仕之令以后，阳明才回到龙场，而致使文明书院学生顿失依仗。毛科离开贵阳，将去浙江台州仙居县皤滩乡桐江书院讲学，阳明作《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相送。席书又说，唐代时韩愈、柳宗元各以不合流俗抗疏，韩愈贬谪广东潮州，柳宗元贬谪广西柳州，两广之人感其道化，至今建庙奉祀。而王阳明以文名时，以言遭贬，在龙场和贵阳讲学，教化民众，正与韩愈和柳宗元相类似，怎么知道将来贵阳人思念阳明不如两广人思念韩愈和柳宗元呢？席书早就预见到，王阳明在龙场和贵阳讲学，教化民众，贵阳人不会忘记。今后一定会建祠堂纪念阳明。

 

席书撰《元山文选》卷之一《序》中，有《送别阳明王先生序》载：“今年董学贵阳，适阳明王伯安先生以言事谪丞龙场驿，延诸文明书院，以师后学。予旧知阳明，知其文也，知其才猷勋业也，因以二者质之。”席书说得非常清楚，是请阳明在“文明书院”中讲学。嘉靖三十四年（1555）刊刻的《贵州通志》卷之九《名宦》“王守仁”条载：

 

王守仁，正德间任龙场驿丞。至龙场，于驿畔辟小庵一所，终日默坐其中。时集夷人老幼亲狎教导之。于是，夷人乐从，乃为构屋三间处之，匾曰“何陋轩”。……贵之诸生，无远近，皆裹粮从之游，督学席书尝延至“文明书院”，训多士，而自与之论学，尝至夜分。守仁卒，妙悟宗旨，上接孔孟之传，实由此王成之也。

 

这段中也说是“文明书院”。嘉靖《贵州通志》卷之九《名宦》“席书”条载：

 

席书，正德间任提学，性嗜静，学问根本周、程。时阳明王守仁谪居龙场，延至“文明书院”以训诸生，暇则就书院与论学，或至夜分。自是，贵州士人知从事心性之学者，皆二先生倡之也。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襄。

 

以上两段中，都说是“文明书院”。据《明史》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八十五《席书传》记载为：“武宗时，历任河南佥事，贵州提学副使。时王守仁谪龙场驿丞，书择州县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学。”有人经此说是王阳明在龙场、贵阳讲学，贵州士人才开始知道学习。实际上王阳明未到龙场之前，贵州就有不少人考中进士、举人。据《明清贵州历科进士表》所载，正德元年以前，贵州学子考中进士23人，贵阳在明正统七年(1442)秦颙考中壬戌科进士，至正德初年，就有秦颙、易贵、黎逊、钟震、俞玑、徐节、朱璧、郭珠、詹恩，汤冔、汤训11人考中进士，考中举人的有200多人。并不是阳明到龙场办学，贵阳讲学才“士始知学”。阳明未到龙场前，贵州已经刊印有书籍20多部。“士始知学”应该是贵阳人士开始知道“心学”。

 

明代的多部有关贵州的历史文献中，都记有提学副使毛科重建“文明书院”，提学副使席书礼聘王阳明主讲“文明书院”的记载。而《年谱》称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学之说是有误的，理应更正为“文明书院”。请王阳明到贵阳讲学的当事人，是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他也是说“文明书院”，不会有误。

 

正德四年五月，毛科致仕后，席书任贵州提学副使，他与阳明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亦是最早接受阳明心学的官员，曾称是阳明的弟子。席书未到贵州之前，就知道阳明“文章气节，海内著闻”。毛科曾先请阳明到“文明书院”讲学，席书到贵州上任后，将“文明书院”馆舍再加修葺，给阳明的信中说：“馆舍既除，熏沐以俟，不知执事能一慨然否也？”准备再请王阳明到“文明书院”主讲。席书从贵阳前去“龙岗书院”邀请王阳明，特意向阳明请教朱熹和陆九渊学术思想的共同点和差异之处，但王阳明只是把他在龙场悟出的新学说进行了阐释，席书当时未理解，怀疑而去。过了几天，席书又来请教，王阳明用“知行本体”论证《五经》诸子，席书渐渐有所省悟。就这样往返四次，与王阳明探讨学问，最后一次时便豁然大悟，感慨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于是席书从贵阳带着礼物，领着学生到阳明洞，向阳明先生行拜师之礼，请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任主讲。王阳明被其诚意感动，慨然同意再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阳明与席书在龙场论陆九渊之学，以及论“心即理”“知行合一”学说，后来席书在给阳明的信中记到：“书不揣愚昧，妄为陆氏鸣者，为今日诸君鸣也。执事昔在龙场，书怀此疑，尝以警之。门下曰：‘然乃益信之，然梦闻也。’”现在很多专家照《年谱》中说，阳明在贵阳始论“知行合一”，其实不对。席书在正德四年闰九月十八日给阳明的信中，回忆前段时间在龙场与阳明论学时谈到：“昨听教及此归，阅遗稿宛有暗合阳明之意。窃谓此千百年纷纷之疑，以书一得之，愚无戾高明，信乎？古今天下，此心此理，本无二矣。始书私论，春秋颇有，不信传而信经，不信人而信心，时无同志尚虑，或出意见，尤有不敢深自许者。兹幸有一得之中，愿终教也，闰九月十八日稿呈。”^[2]时近九月下旬，王阳明准备动身往贵阳“文明书院”时，派两个弟子先去贵阳告诉席书，席书作《与王阳明书》回复，让王阳明暂缓，几日后便派人去接他。其在书信中最后一段说：

 

昨据二生云，执事将以即月二十三日强就贵城。窃谓时近圣诞，倘一入城，闭门不出，于礼不可。步趋于群众之中，于势不能。且书欲于二十六七日小试诸生毕，择可与进者十余人以侍起居。可烦再逾旬日，候书遣人至彼，然后命驾，何如？草遽多言，不及删次，惟情察不宣。是月二十一日，书再拜。^[3]

 

席书在这封书信中所说的“圣诞”，意为“圣上诞生日”，是指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的生日。《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二十四，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庚寅（初六）条载：“蒙先皇厚恩，选配昌国公张峦女为后，于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诞生皇子厚照，册立为皇太子。”正德皇帝朱厚照生日为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即席书书信中所称的“圣诞”。从席书写给阳明的另一封信是“闰九月十八日”，该信中落款时间“是月二十一日”来看，可知道席书写信给王阳明的时间，就是正德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即正德皇帝生日的前三天。有人考证说“圣诞”是指孔子诞辰日八月二十七日，应该是有误的，因为孔子的诞辰日，官员百姓都可参加祭祀，不可能关闭城门。

 

这封信的最后一段意思是说：昨天有两个弟子来给我说，先生准备在本月二十三日就要到贵阳，我认为此时快到正德皇帝生日了，大家都要为皇帝举办祝寿活动，为了避免发生事端，就要关闭城门。如果先生一进城就把城门关闭，不准先生出门，出于礼貌是不可以的。如果让先生出城和百姓们在一起，一旦出现有人寻衅骚扰，肆意滋事，恐怕伤害到先生，这样是不行的。我准备在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对弟子进行一次测验考试，待其完毕后，选择十多个学习优秀且机灵的弟子来照顾先生，安排日常生活。因此，希望先生再等10日，待我派人到先生处约定来的时间，便派人牵马前来接驾，先生意下如何？书信日期是九月二十一日，让王阳明“再逾旬日”即再等候10日以后。闰九月十八日，席书还在写信与阳明先生联系，说明此时阳明先生还未到文明书院。由此可知，阳明先生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的时间，理应是在闰九月底或十月初。联系到王阳明于正德四年十二月中旬接到朝廷任命，离开龙场赴江西庐陵任知县，故阳明在“文明书院”讲学时间，应是正德四年农历十月，时间只有近一个月。《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三末，载有王杏所撰《书文录续编后》一文，此文中记载王杏未到贵州之前，贵州已经刻有阳明著作《居夷集》《阳明王先生文录》。王杏到贵州任巡抚后，“并以《文录》所未载者出焉以遗之，俾得见先生垂教之全录，题曰《文录续编》”。全文如下：

 

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奉梓《阳明王先生文录》，旧皆珍藏，莫有睹者。予至，属所司颁给之。贵之人士，家诵而人习之，若以得见为晚。其闻而慕，慕而请观者，踵继焉，文亦多类矣。而贵人独此其汲汲何哉！或谓先生谪寓兹土，遗惠在人，思其人而不可见，故于文致重也。其勿剪甘棠之义乎！或又谓先生之文简易精明，而波澜起伏，倏忽万状，文士视以为则焉，故若是其汲汲欤。是皆未得贵人之心者也。先生处贵仅期月，位不过一恒品，惠泽布流，宜若有限，而由今所垂，乃有不世之休焉，可以观教矣。先生以道设教，而贵人惟教之由无他也，致其心之知焉而已矣。知吾知也，其心之自有者也。先生诏之，而贵人听之，吾有而吾自致焉，尔故昔日之所面授，此心也，此道也。今日之所垂录，此心也、此道也，能不汲汲于求乎？是求之者，非以先生也，非以其文也，求在我者也，其或越是而在外者之是索，面对而心相非者有矣。其肯求之耶？其肯求之于异日耶？彼谓因惠而思，思先生者也，以文为则，又其浅之者耳，岂足以知贵人之心哉？予因贵人之怀仰而求之若此，嘉其知所向往也。并以《文录》所未载者出焉以遗之，俾得见先生垂教之全录，题曰《文录续编》。于乎！读是编者，能以其心求之，于道未必无小补。否则，是编也犹夫文也，岂所望于贵士者哉？先生处贵有《居夷集》，门人答问有《传习录》，贵皆有刻，兹不赘云。时嘉靖乙未夏六月，后学王杏书于贵阳行台之虚受亭。^[4]

 

“先生处贵仅期月”，就是这次在贵阳讲学时间仅有一整月，阳明先生在“文明书院”讲学一月之后，即返回“龙岗书院”再给弟子们授课。在“文明书院”讲课时，其授业弟子有百人之多，他们是又一批阳明心学的贵州王门弟子。郭子章著《黔记》卷三十九《宦贤列传六》中，载有《提学副使席文襄公书》一文，其中载到：“文成既入文明书院，公暇则就书院论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观听以百数。自是贵人士知从事心性，不汩没于俗学者，皆二先生之倡也。”席书寄与王阳明的书信较多，在《元山文选》中，就载有六封书信，席书不幸逝世后，阳明作《祭元山席尚书文》文中载到：“又忆往年与公论学于贵州，受公之知实深。近年以来，觉稍有所进，思得与公一面，少叙其愚以来质正，斯亦千古之一快。”^[5]两文中都说到席书与阳明在贵阳论学的情况，郭子章记有百数人环聚围观而听，贵阳人士此时才开始从事学习心性之学。

 

王阳明在龙场和贵阳讲学，采用了咏歌、问答、即兴讲解等多种形式来教育和启发黔中学子，其中咏歌是用余姚家乡话，听起来好像是将教学内容配以“越曲”教学生唱诵，克服了语言不通的障碍。嘉靖十三年（1534），王阳明浙中私淑弟子王杏巡按贵州，亲闻贵阳士民还能吟唱王阳明所教的越曲。王杏在《新建阳明书院记》中载：“嘉靖甲午，予奉圣天子命出按贵州，每行部闻歌声，蔼蔼如越音。予问之士民，对曰：‘龙场王夫子遗化也。’”他的这种教学模式学生易记、易懂。他还注意培育学生立志学圣贤，打好知识基础，重视品德修养，不要迷信，不要盲从。王阳明在“龙岗书院”和“文明书院”的讲学活动，开创了贵州大规模讲学活动的先河，对贵州明代中后期一百余年的学风建设作用之大，意义深远。

 

是年二十月中旬，王阳明离开龙场到江西庐陵任知县时，席书作《送别阳明王先生序》相送。阳明寄与席书的信，留存不多。席书撰《鸣冤录序》寄予阳明，阳明寄《与席元山》书信作答，还有《寄席元山》的一封书信，席书后来到北京任礼部尚书席时，多次为王阳明辩冤。嘉靖六年（1527）时，席书不幸逝世，王阳明十分悲痛，作《祭元山席尚书文》凭悼，体现了两人的深厚友谊。

 

正德六年（1511）五月，席书接到朝廷任命，离开贵州到河南任布政司右参政。由于毛科、王阳明、席书这些大师良吏陆续离任，书院后继乏人，讲学活动贫乏，日趋衰颓荒废，文明书院便作为公署停车馆舍，军队参院，诸衙别舍，有的被拆毁为薪。直到嘉靖十九年（1540）末，阳明得意门生蒋信从四川按察司佥事来任贵州提学副使，看见书院败瓦残石，栋折垣颓，残破不堪，悲叹感慨之余，决定筹资重建，加之有贵阳学子咸集敦请，贵州二宣慰使相助，仅两个月积得百金有余，于是聚谋合力，鸠工庀材，历时半年，使书院焕然一新，并辟专祠祀阳明先生。在蒋信撰的《重建文明书院记》中，记述刚到贵阳时所见书院情形及书院重建始末。蒋信在政务之暇，常到书院给弟子们讲学。

 

嘉靖二十二年（1543）九月，蒋信因为有病乞休回常德，离别时与贵阳弟子依依惜别。嘉靖《贵州通志》卷之十一《诗类》中，载有他离开时作《留别贵阳诸子》诗二首，其一为：“春风三度鬓成丝，桃李初开满院时。叔子放教西蜀去，考亭恨作遯翁迟。阴霾白日何须论，鹤驭长风信可期。亭上歌声曾入夜，诸君记取莫教违。”又作《又别贵阳诸子》诗：“忽忆鸣琴月夜堂，倚栏诸子和声子。阳春新曲知还好，灵药仙丹觉未忘。贵竹何年弦诵满，祝融回首骨毛香。从今欲问烟霞窟，已卜朱陵飞雪傍。”蒋信离开后，文明书院兴旺只有二十余年，隆庆二年（1568）六月，朝廷将程番府由今惠水县移至贵阳。三年（1569）三月，将程番府改为贵阳府，书院原址即建为官署，明代晚期和清代为贵阳府署，民国时废除贵阳府，改为贵阳县、贵阳市政府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是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之所。文明书院的旧址，位于今贵阳市南明区市府路15号，即贵阳市人民政府迁往金阳新区前的所在地。

 

此资料转载于杨德俊编著《王阳明行踪遗迹》，贵州大学出版社2021-10。

 

1.［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中册778页。 ↑

2.［明］席书撰《元山文选》卷之五《书札》，嘉靖二十年席中、席和刻本。 ↑

3.［明］席书撰《元山文选》卷之五《书札》，嘉靖二十年席中、席和刻本。 ↑

4.［明］王阳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三，《书文录续编后》。赵昌龄、陈文学、叶梧嘉靖十四年编刊。 ↑

5.［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中册10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