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手机查看
王阳明北京求学及格竹
杨德俊
成化十七年（1481），王守仁父亲王华考中状元，授翰林院编修。是年王守仁10岁，随祖父竹轩公王伦离开余姚，到北京父亲王华处寓居学习。这是王守仁第一次到北京。在他作的《送绍兴佟太守序》中说：“成化辛丑，予来京师，居长安西街。久之，文选郎佟公实来与之邻。其貌颀然以秀，其气熙然以和，介而不绝物，宽而有分剂。予尝私语人，以为此真廊庙器也。既而以他事外补，不相见者数年。”[1]成化辛丑即成化十七年（1481），这年王守仁才10岁，与《年谱》中记载“龙山公迎养竹轩翁，因携先生如京师，先生年才十一”的时间不同，王阳明自己记的时间肯定是准确的，《年谱》中的记载应该有误。其居长安西街时，与邻居林俊（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人，后任刑部尚书）相识后，结交为友。后来在《与林见素》中记述此事：“执事孝友之行，渊博之学，俊伟之才，正大之气，忠贞之节，某自弱冠从家君于京师，幸接比邻，又获与令弟相往复。其时固已熟闻习见，心悦而诚服矣。第以薄劣之资，未敢数数有请。”[2]长安街时为京师最繁华之地，在京任职官员大多居住在这里，规模宏伟的大兴隆寺就在长安街北面，现长安西街王华的官署遗迹已不可考。就在这一年，时任吏部主事，主考京师的余姚同乡诸让登门拜望王华，识见守仁年少而有智慧，遂以小女相许。
成化十八年（1482），王守仁在北京就读私塾。十九年(1483)时，据说他豪迈不羁。在《年谱》中记载为：
明年就塾师，先生豪迈不羁，龙山公常怀忧，惟竹轩公知之。一日，与同学生走长安街，遇一相士。异之曰：“吾为尔相，后须忆吾言：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先生感其言，自后每对书辄静坐凝思。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龙山公闻之笑曰：“汝欲做圣贤耶？”[3]
罗洪先考订《年谱》载为：“明年就塾师，豪迈不羁，为相士所异，尝熟视曰：‘天下有斯人乎？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聆之将来，断不诬也。’先生感其言，自是对书凝思。”[4]
明末清初史学家，安徽宣城吴肃公撰《明语林》卷九中载为：“王伯安十一岁，奕奕神会，好走狗、斗鸡、六博，从诸少年游。一日，入市买雀，与鬻雀者争。相者异之，出箧钱市雀送伯安，曰：‘自爱，自爱！异日万户侯也。’伯安奋厉读书，以经术自喜。”
以上记载虽然多有夸张演绎的成分，但王守仁年少时性情豪迈直爽，行为放纵也体现其中。其父龙山公王华经常忧思郁结，只有祖父竹轩公王伦认为这是聪明的表现，对“读书学圣贤才是第一等事”这种志向比较欣赏。是年，广州学者陈献章年已55岁，得到两广总督朱英、广东左布政使彭韶等的推荐应诏入京，居长安西街大兴隆寺，与林俊、王华比邻而居。时刑部主事林俊与陈献章讲学于大兴隆寺中，王守仁经常出入于大兴隆寺，对林俊与陈献章两人的讲学耳濡目染。
据《年谱》记载，成化二十年（1484），王守仁母亲郑太夫人去世，随父亲王华返回余姚，安葬母亲后，守仁在家里守丧。《全书·世德纪》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一清撰《海日先生墓志铭》记王华：“初配赠夫人郑氏，渊静孝慈，与公起微寒，同贫苦，躬纺绩以奉舅姑（公婆）。既贵，恭俭不衰。寿四十一，先公三十六卒。”[5]曾任詹事府詹事的王华门人陆深，撰《海日先生行状》曰王华：“先生元配赠夫人郑氏，渊靖孝慈，与先生共甘贫苦，起微寒，躬操井臼，躬纺绩以奉舅姑。既贵，而恭俭益至。寿四十九，先先生三十六年卒。”[6]其母亲的优良品德，对王守仁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其两文中记一是寿四十一，一是寿四十九。经查，王华逝世于嘉靖元年（1522）二月，夫人先于36年去世，即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去世，应该是寿年41岁，《年谱》中记载的时间应该有误。
安葬母亲之后，王守仁再到北京学习，曾出游位于北京昌平的居庸关、保定易县紫荆岭上的紫荆关、保定唐县西北的倒马关，慨然有经略四方的志向。《年谱》记载：“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经月始返。……时畿内石英、王勇盗起，又闻秦中石和尚、刘千斤作乱，屡欲为书献于朝。龙山公斥之为狂，乃止。”[7]黄绾撰《阳明先生行状》也说，王守仁“性豪迈不羁，喜任侠。畿内石英、王勇，湖广石和尚之乱，为书将献于朝，请往征之。龙山公力止之”[8]。年仅十七岁的王守仁多次想上书献于朝廷，并请前往征之，于是王华斥责他年少狂傲自大，目中无人，极其放肆，才停止这一想法。可见黄绾所撰《阳明先生行状》中这一段，也是照《年谱》而抄录。而清康熙初期经学家、明史馆纂修官、浙江绍兴府萧山县人毛奇龄认为此事不实，其在《王文成传本》卷一中载到：“游居庸是偶然事或意有所在，而《行状》与《年谱》皆云时有石和尚、刘千斤之乱，公欲作书奏诸朝，请自讨之，公父禁之，乃相度形势，出游居庸，则可笑之甚。按石和尚、刘千斤在成化二年作乱，越一年遂平，又越五年，至八年而公始生，是作疏讨贼，皆公前世事也。……门人黄绾作《行状》，钱德洪作《年谱》而诞罔无理。”《年谱》中确有不少的错乱。出游居庸三关后，他开始学习宋代儒家“格物致知”之学，在京师寻找朱熹的遗著阅读研究，一日思考古代儒家学说：“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不可不察。”《年谱》中弘治五年条记载：“先生始待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在罗洪先考订《年谱》记载为：“官署前多竹，即取竹格之；苦求其理不得，病作而止。乃贬志，为辞章之习。”[9]都说其在王华的官署中研究竹子的理（格竹），细细思考，一周后一无所得，反而病倒。于是放下做圣贤的想法，就随世人去钻研辞章的学问。然而根据阳明的祖父竹轩公王伦在弘治三年（1490）正月去世，王华向皇帝请假回家处理丧事，然后必须在家守丧三年。阳明理应随同父亲王华回余姚安葬祖父竹轩公，并在家中由王华指导研习功课，准备会试，弘治六年（1493）正月才能回到北京。关于阳明格竹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在弘治六年时才对。
在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曾经说到在京城父亲官署格竹这件事情，在《传习录·下》中，亲传弟子黄以方记录有：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10]
黄以方对王阳明谈“格竹”这件记录较为详细。王守仁少年“格竹”去探求事物之理的这个故事，是学习和思想发展中的既幼稚又可笑的有趣事件，这是说他少年时对“格物致知”的肤浅理解，但是反映出他少年时对程朱理学的忠实信仰和深信不疑，其求学的可贵之处，值得倡导。当然，故事中“格竹”的失败，也成为他对朱熹学说怀疑的发端。王守仁“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应是王守仁与一位姓钱的友人一道论圣贤，然后去“格竹”，束景南说“钱友同，无考，当为其时阳明在塾馆同学”。他把钱友断句成钱友同，这可能不对。
关于黄以方所录和《年谱》中记载王守仁与姓钱的友人格竹一事，另一亲传弟子顾应祥就不相信，他在《惜阴录》卷三中说到：
愚谓此非阳明公之言也，门人附会之言也，若果有此言，则诬朱子甚矣。朱子《大学》注谓格尽天下之物，固似难行，然其所谓格物者，即事观理穷之究，今竹子有何是非可格至七日之久而成疾乎？乃自愚也，非朱子之本意而至其极也。又曰：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亦是身心上说，何尝在物上推究。
关于格竹一事，顾应祥认为这是黄以方、钱德洪、罗洪先的附会之言，不可相信阳明去做这种愚蠢之事，因为没有史料发现朱熹这样去“格物致知”，之前也没有其他人这样去探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若真是如此，则是对朱熹极大的诬蔑。
弘治五年（1492）时，王守仁与程文楷、王寅之、刘景素等游太学。他撰《程守夫（文楷）墓碑》，其一段记载：“君之父味道公与家君为同年进士，相知甚厚，故吾与君有通家之谊。弘治壬子，又同举于乡，已而又同卒业于北雍，密迩居者四年有余。凡风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园之游，无不与共。”[11]又在《答储柴墟》中说：“往时仆与王寅之、刘景素同游太学，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为讲贯不及景素，一旦执弟子礼师之。仆每叹服，以为如寅之者，真可为豪杰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圣贤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于彼不能于此也。”[12]两文中都谈到了他与程文楷、王寅之、刘景素在京师太学学习、交往的情况。
弘治六年春，王守仁在北京参加会试，没有考取，大学士李东阳开玩笑对他说：“你今年未考取，下次一定会考取状元，试作一篇《来科状元赋》吧。”王守仁提笔立刻就写好，各位长辈惊奇地说：“天才！天才！”但有的人背后妒忌说：“这个人要是考取了状元，眼里根本没有我们了。”只可惜《来科状元赋》文已经失传。弘治九年（1496），王守仁在北京再次会试，果然被忌妒的人所陷害，再次没有考取。住在一起的人有的把没有考取看成是感到羞耻的事情，王守仁安慰说道：“别人认为没有考取是羞耻的事，我是把没有考取却心情浮动，作为羞耻的事。”有见识的人都很佩服他。弘治十年（1497），北京边关发生乱事，边告甚急，朝廷急需文武双全的人才，王守仁便专心于武备之事，寻找兵家秘书精心研究，学习骑射搏击和排兵布阵之术，还作《武经七书评》。此为其后平定江西赣州、南安、南昌宁王之乱，福建汀州、漳州之乱，以及平定广西思恩、田州、八寨、断藤峡之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弘治十一年（1498），王守仁在北京温习备考，准备参加下年会试。与友人谈论养生之道，他认为诗文和艺能，不能解决心中所追求的大道问题，确信做圣贤是要有天分的，偶尔听道士谈养生，就有离别世俗进山求道的想法。
此资料转载于杨德俊编著《王阳明行踪遗迹》，贵州大学出版社2021-10。
1.［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中册1163页。 ↑
2.［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中册1114页。 ↑
3.［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下册1346页。 ↑
4. 龚晓康、赵永刚主编《王阳明年谱辑存》，贵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一册10页。 ↑
5.［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下册1536页。 ↑
6.［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下册1553页。 ↑
7.［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下册1347页。 ↑
8.［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下册1555页。 ↑
9. 龚晓康、赵永刚主编《王阳明年谱辑存》，贵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一册12页。 ↑
10.［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上册136页。 ↑
11.［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中册1039页。 ↑
12.［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中册8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