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被廷杖下狱贬谪

杨德俊

 

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孝宗皇帝朱祐樘去世，年方15岁的朱厚照登基，次年改为正德元年。朱厚照年幼无知，贪玩骑射，不可理政事。朱佑樘在弥留之时，将朱厚照托孤于大学士刘健、谢迁等大臣，说“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刘健、谢迁等泪流满面，极度悲哀地回答朱佑樘说：“东宫天性睿智，今年尽勤学。望皇上宽心少虑，以膺万福。”刘健、谢迁等正在酝酿怎样辅佐正德皇帝治理国家时，太监刘瑾已先利用朱厚照贪玩的弱点，煞费苦心哄他游乐，并博得宠信。每玩到高兴时，刘瑾趁机奏事，朱厚照只顾贪玩，根本不会考虑到国家安危、士民苦乐，有事就叫刘瑾看着办。就这样，刘瑾就肆无忌惮地把持朝政、安插亲信、打击异己。

 

据《大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弘治十八年九月条记载：“弘治十八年九月己亥(十八日)，礼部右侍郎王华以被劾乞休致不许。”正德元年五月条记载：“正德元年五月辛巳（二日），升礼部右侍郎王华为本部左侍郎。”按现在的职务级别推断，王华是为正部级官员。

 

正德元年，年仅16岁的武宗皇帝朱厚照，根本不能理政治国，宦官刘瑾等横暴专权，十月，辅臣刘健、谢迁等忍无可忍，因此上疏欲除刘瑾。年幼的朱厚照认为刘健、谢迁妨碍自己游玩。刘瑾认为刘健、谢迁妨碍自己弄权，两人遂被逐出京师，此事激起士人共愤，时任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与兵科给事中艾洪、吕翀，四川道监察御史薄彦徽、蒋钦等21人，或独自具名，或几人联名，上疏请求慰留刘健、谢迁二人，严惩宦官刘瑾等。《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之二十，正德元年十二月辛未（二十七日）条记载：“先是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奏黜权阉，并乞留顾命大臣刘健、谢迁等，诏锦衣卫官校执送诏狱。”戴铣与薄彦徽上疏中言：“元老不可去，宦竖不可任。”言辞激烈，直指刘瑾。特别是戴铣，猛烈抨击宦官刘瑾等，在上疏中劝谏正德皇帝说：“陛下与刘瑾等奸佞之徒日日游宴，驰骋射猎，肘腋应虑而不虑，几席宜忧而不忧，民心向背不可违，忠贞之士都为之痛泣流涕啊。”恳求将刘健、谢迁请回内阁，敦请朱厚照要“习书史而不习骑射，亲儒臣而不亲群小，谈政务而不谈鄙亵，上下一心，勤修德政，上顺天心，下解民困。”戴铣指名道姓，请求严惩宦官刘瑾。朱厚照根本听不得如此逆耳的意见，刘瑾看了奏本，更是恼羞成怒。最后朱厚照和刘瑾将这二十一人全部逮捕，各廷杖三十。戴铣被当场打死，蒋钦三次被杖，三天后死在狱中，薄彦徽等人廷杖下狱后革职除名。

 

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的王阳明，就是因为戴铣、薄彦徽等人被捕受刑，于心不忍，直言上疏，为其辩解，结果得罪了皇帝朱厚照和太监刘瑾，被廷杖下狱，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的。《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之十八，正德元年十月戊午（十三日）记载：

 

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刘健，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谢迁，求去位，许之。先是健、迁与少傅李东阳，以内侍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蛊惑上心，连章请诛之，皆留中不出。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同至内阁议，且有发瑾等南京新房闲住之意。健等以为处之未尽，皆厉声曰：“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而使嬖幸，若此他日，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宽等乃辞去。

 

是月癸亥(十八日)，“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谢迁陛辞，赐之敕。”庚午(二十五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刘健陛辞，赐之敕。”刘健和谢迁因刘瑾、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等“八虎”专横跋扈，无法辅佐正德皇帝治理政事，因此愤而辞职。

 

《年谱》中记载：“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岁，在京师。二月，上封事，下诏狱，谪龙场驿驿丞。是时武宗初政，奄瑾窃柄。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以谏忤旨，逮系诏狱。先生首抗疏救之，……疏入，亦下诏狱。已而廷杖四十，既绝复苏。寻谪贵州龙场驿驿丞。”^[1]而王阳明在《咎言》一文中说：“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守仁以罪下锦衣狱。省愆内讼，时有所述。既出，而录之。”^[2]又在《给由疏》一文中说：“正德元年十二月内，为《乞宥言官疏》以彰圣德事，蒙恩降授贵州龙场驿驿丞。”^[3]两文说上封事，下诏狱是十一月，被贬谪是十二月，并不是二月之事，这是《年谱》中记错了。在《大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之二十，正德元年十二月条记载：“十二月乙丑（二十一日），降兵部主事王守仁为贵州龙场驿驿丞。时南京科道戴铣等以谏忤旨，方命锦衣卫官校拿解，未至，守仁具奏救之，下镇抚司考讯狱，具命于午门前杖三十，仍降远方杂职。”这个记载有时间、地点、事件，应该是非常准确的。明末清初史学家，浙江海宁人谈迁编撰的《国榷》卷四十六亦记载：“正德元年十二月，凡两京奏劾刘瑾的官员均遭罢贬行遣。而守仁在午门被杖三十后，奉诏谪贵州龙场驿丞。”而钱德洪在《年谱》中说“已而廷杖四十，既绝复苏”；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中说“矫诏廷杖五十，毙而复苏”；邹守益在《王阳明先生图谱》中说“矫诏廷杖五十，毙而复苏”。这都是不对的，廷杖实为三十，且伤势并不严重。

 

事实上当年王阳明的奏疏，并不是《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在嘉靖九年（1530），钱德洪作序，薛侃作跋，余姚最早刊刻的《阳明先生文录》卷三中，标题是《乞宥言官疏》奏为宥言官以彰圣德事。在湛甘泉撰的《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记载，上疏的是《乞宥南京所执谏官戴铣等》，其中载到：“上疏乞宥南京所执谏官戴铣等，毋使远道致死，朝廷有杀谏官之名。刘瑾怒，矫诏廷杖之。不死，谪贵州龙场驿。万里矣，而公不少怵。”^[4]湛甘泉说奏疏是《乞宥南京所执谏官戴铣等》，这也是正确的。谏言中有“使陛下有杀谏臣之名，兴群臣纷纷之议，其时陛下必将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则既晚矣。伏愿陛下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圣德昭布远迹，人民胥悦，岂不休哉!”谏言是针对正德皇帝，措辞温和而并不很激烈，并没有谈到“去权奸”之事，也没有指责“宦官”，应该是后来他的弟子在整理文章时，故意把标题做了修改，王阳明是希望正德皇帝宽恕敢于直言规劝的官员戴铣等人，并没有像戴铣那样指名道姓要求惩罚刘瑾。万历初史学家王士贞在《史乘考误八》中说：“只是救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忤刘瑾，下狱杖谪，本无所谓劾瑾也。”毛奇龄在《王文成传本》卷一中载到：“此在史馆旧史只称救铣，并无劾瑾他疏。”这当然也触怒了太监刘瑾，但刘瑾并不是想置王阳明于死地，而是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即可，因为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时任礼部左侍郎，又是正德皇帝的老师，在朝还有不少好友同僚，刘瑾还心存顾忌，并没有褫衣廷杖，实际只是轻打王阳明30大板，他在狱中能读《易经》，瞑坐玩《羲易》，一个月写14首诗，说明伤势不重，并不是打到“既绝复苏”。如果是狠狠地打30大板，打得“既绝复苏”，至少也要打成半死或者残废了。

 

嘉靖七年（1528）时，王阳明在广西作《送别省吾林都宪序》中说：“正德初，某以武选郎抵逆瑾，逮锦衣狱；而省吾亦以大理评触时讳在系，相与讲《易》于桎梏之间者弥月，盖昼夜不怠，忘其身之为拘囚也。至是别已余二十年，而始复会于此。”^[5]省吾即林富，福建莆田县人，后任广西布政司右布政，两广巡抚。正德元年，林富因上疏忤宦官刘瑾，被廷杖三十，下牢狱。还有刘菃，字惟馨，号秋佩，今重庆市武隆区人，正德元年在户部给事中职位上疏乞留刘健、谢迁辞职去位，忤刘瑾，亦被下狱。两人此时与阳明为狱友。王阳明在狱中与林富、刘菃等学周文王讲《易》演《易》，“昼夜不怠，忘其身之为拘囚也”。王阳明曾作《不寐》诗曰：“天寒岁云暮，冰雪关河迥。幽室魍魉生，不寐知夜永。惊风起林木，骤若波浪汹。我心良匪石，讵为戚欣动！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崖穷犹可陟，水深犹可泳。焉知非日月，胡为乱予衷？深谷自逶迤，烟霞日悠永。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垄！”^[6]作《读易》诗曰：“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包蒙戒为寇，童牿事宜早；蹇蹇匪为节，虩虩未违道。《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7]还作《天涯》等诗。

 

在天寒地冻的岁末腊月，王阳明在牢狱中思考人生哲理，也有思乡归隐之意。在狱中被关押一个多月，十二月二十一日，接到贬谪他到贵州龙场任驿丞的命令，跨出锦衣卫监牢，临时行前作《别友狱中》诗曰：“居常念朋旧，簿领成阔绝。嗟我二三友，胡然此簪盍！累累囹圄间，讲诵未能辍。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悦。所恨精诚眇，尚口徒自蹶。天王本明圣，旋已但中热。行藏未可期，明当与君别。愿言无诡随，努力从前哲！”^[8]告别林富、刘菃等狱友。担任龙场驿丞只是降为最低职务使用，并没有开除他的公职。阳明在《龙场生问答》中说：“吾之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万里而至，以承谴也，然犹有职守焉。”^[9]按现在的县级公务员职务来对照，龙场驿丞相当于科局长，还不是降为工作人员。而且龙场驿是距贵州布政司、贵州宣慰司最近的一个驿站，比龙场九驿中的其他驿站要好得多。

 

刘瑾还是等王阳明过了正德二年（1507）元宵节，休养一段时间后，到闰正月初一，才叫他离开北京赶赴龙场。并不是《年谱》中记载“夏，赴谪至钱塘”。他到龙场作《元夕二首》诗中有“去年今日卧燕台，铜鼓中宵隐地雷”之句，说明是在北京过的元宵节。嘉靖《增城县志》卷十七《铭、颂、古风》中，载有王阳明临行时湛甘泉作九章《赠别序》，其序曰：

 

九章赠阳明山人王伯安也。山人为天德王道之学，不偶于时，以言见谴，故首之以《窈窕》；窈窕比也，然而谴矣，终不忘乎爱君，故次之以《迟迟》；谴而去也，其友惜之，故次之以《黄鸟》；惜之非但已也，爰有心期，故次之以《北风》；道路所经，不无吊古之怀，故次之以《行行》；行必有赠与处，故次之以《我有》；赠非空言也，必本乎道义，故次之以《皇天》；皇天明无为也，无为则虚明自生，无朋从之思而道义出矣，故次之以《穷索》；穷索非穷索也，无思而无不思也，无为立矣，虚明生矣，道义出矣，然后能与天地为一体，宇宙为一家，感而通之，将无间乎离合，虽哀而不伤也，故次之以《天地》终焉。于乎，山人将索我于形骸之外者，言语焉乎哉。丁卯闰正月朔日。

 

此序后有《九章》诗，这是王阳明从京起程赴谪龙场的当天，湛甘泉所赠诗和序，落款时间为“丁卯闰正月朔日”。在李梦阳著《空同集》卷六十《杂文》中，有《哭白沟文》载：“正德二年闰月初吉，予与职方王子（阳明）俱蒙放归。”两文中的“丁卯闰正月朔日”和“二年闰月初吉”，都是指正德二年闰正月初一,证明王阳明和李梦阳是闰正月初一，同日从北京出发的。李梦阳在京师与阳明分别时，作有《卫上别王子》二首，其一为：“晨风应候至，鸡鸣各严车。我今游宋中。子当旋旧闾。仆夫理前绥，辕马悲鸣趋。一别阻秦周，相望万里余。首春霜露重，厚汝正衣襦。昔为战友士，今在天一隅。故者日以远，畴能察区区。”此诗载于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明诗次集》卷八十一。《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一，正德二年春正月壬寅（二十八日），“降户部员外郎李梦阳为山西布政司经历。兵部主事王纶为顺德府推官俱致仕，时太监李荣传旨谓：梦阳阿附韩文，王岳、王纶阿附刘大夏，故黜之盖瑾意也。”而李梦阳被贬三天就从北京出发。应该是王华还任礼部左侍郎，又是正德皇帝的老师的原因，以王阳明养伤为由放宽了出发的时间。正德二年正月，阳明过了元宵节，又休养一段时间，到闰正月初一，王阳明才离开北京。可见刘瑾对待王阳明、李梦阳两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王阳明从北京启程赴谪龙场时，王阳明离京赴谪前，好友湛甘泉、陆深、杭淮、储巏、崔铣、汪俊、乔宇、倪宗正等均赋诗告别。湛甘泉撰《九章赠阳明山人王伯安》，陆深撰《空同子阳明子同日去国作南征赋》，杭淮撰《送王阳明谪官龙场驿》、倪宗正作《送王阳明谪龙场》、储巏撰《再次韵别伯安献吉》。献吉即李梦阳，号空同子。杭淮作《送王阳明谪官龙场驿》诗曰：“白日野中微，浮霾结朝阴。送子远行役，踯躅伤我心。岂无良朋俦，不如子同音。寂寞投穷荒，谁能念浮沉。愿为双玉轸，相随丽瑶琴。”倪宗正作《送王阳明谪龙场》诗曰：“一凤鸣初日，悠悠别上林。流离文士命，慷慨逐臣心。但得精神健，何忧瘴疠侵。风花长满目，应不废清吟。”王阳明在赴谪途中作答诗《别湛元明》《答白岩》《答汪抑之三首》等，寄给在京各位友人。弘治十八年时，徐爱曾进京见王阳明，读书受学，结识了湛甘泉。正德二年春，阳明赴谪贵州龙场，徐爱从京城陪侍至杭州，奉父命正式拜阳明为师。

 

据嘉靖四十五年（1566）郑晓编纂《皇明名臣记》第二十八卷中“新建伯王公”条记载，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时，刘瑾考虑到王阳明在龙场三年贬谪期将满，就请皇帝诏令他到江西庐陵任知县。是年十二月中旬，王阳明在阳明洞接到任命，便离开龙场赴任。正德五年（1510）三月十八日，到江西庐陵上任知县。这些都是其被廷杖、下狱、贬谪的真实情况，足以说明刘瑾对王阳明还是比较宽容的，并没有像对待戴铣、蒋钦、薄彦徽等人那样毫不留情。

 

此资料转载于杨德俊编著《王阳明行踪遗迹》，贵州大学出版社2021-10。

 

1.［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下册1352页。 ↑

2.［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中册732页。 ↑

3.［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上册332页。 ↑

4.［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下册1539页。 ↑

5.［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中册975页。 ↑

6.［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中册746页。 ↑

7.［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中册747页。 ↑

8.［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中册748页。 ↑

9.［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印三册版，中册10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