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致良知”说的精华

弘扬“致良知”说的精华

——阳明文化节开幕致词

汤恩佳

我很高兴应邀出席贵阳市“99阳明文化节”学术研讨会，与在座各位一起共同探讨在470年前逝世的中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陆王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1472—1529)的学术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它的当代价值。

王阳明从小立志“读书学圣贤”，而不以“读书登第”为重。十八岁谒见理学家娄谅，听其讲宋儒格物致知之学。后遍求朱熹遗书而读之，受到朱熹思想的深刻影响。入仕后告病归乡，筑室阳明洞，出入佛老，研究二氏之学。三十四岁时与湛若水一见定交，开始倾向心学。黄宗羲把王阳明学术思想演变发展的过程分为前三变和后三变。前三变指由“泛滥于词章”，到“读考亭之书”，再到“出人於佛、老”。经前三变后，由于与湛若水定交，受其心学影响，贬官贵州后，龙场悟道，从而入心学之门。入门以后，又经“以默坐澄心为学的”，“专提‘致良知'三字”，“所操益熟，所以益化”三次变化，使其心学思想日益成熟。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宋明理学思潮中心学一派理论发展的高峰。王阳明在陆象山“心即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致良知”说，以更具主观能动性的“良知”作为最高原则，来修正“天理论”一统学术界的局面。在新的高度确立起“心”本体的权威，充分发挥主体之心的能动作用。这对于批判旧传统、肯定主体的价值，具有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这是对程朱理学流弊的修正。尽管二程、朱熹也对孔子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末流弊端在明中叶时也确实阻碍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朱熹哲学以其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逻辑严密而著称于世，并以其深刻而富于思辨的理论影响后世数百年。然而，正由于此，又产生了过于繁锁的弊端。又加上定为官学后，在思想界形成了陈陈相因、墨守师说，只记述程朱词章，而忽略其精神实质的僵化局面。王阳明在这种形势下，针对朱学的流弊，勇于创新，提出心之本体即良知的思想，强调致良知，这就为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发展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原则。王阳明指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非也。”强调以“心”为是非的标准，把圣人的权威置于“心”的权威之中，这正是王阳明心学精神的真实写照。由此推动了学术和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并波及海外。

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与贵州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此次会议主办者在贵阳召开阳明学术研讨会的用心所在。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捕下狱，廷杖四十，谪为贵州龙场(修文县境内)驿丞。赴谪所途中，刘瑾派人加害，王阳明以投江相欺，躲过此难。龙场驿地处万山丛棘之中，蛇虺遍地，瘴疬与居，环境十分恶劣。在此逆境中，王阳明吃尽了人间苦头，但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排除外来干扰，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再更寒署”，久而久之，忽然一天午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道”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外物。从而龙场悟道，转向心学。并提出“知行合一”之说。龙场由此成为王阳明心学的诞生之地。

王阳明在贵州三年，不仅在学术上从事心学的创造，而且致力于开发教育，培养人才。他讲学于当地的龙岗书院和贵州的文明书院，传授自己崭新的学术思想，并给贵州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内地中原文化。王阳明在贵州期间，得到了少数民族兄弟的热情关心和帮助。他与少数民族同胞和睦相处，密切交往，结下深厚的友谊。并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使心学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得以传播。王阳明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对少数民族作了较为公正的评价。在孔子思想的熏陶教化下，为保持各民族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王阳明受到了贵州各族人民世世代代人衷心爱戴，直至今日。

王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说在当时并对后世产了重要影响。他自称发明此“致良知”说，诚为“千古之一快”。因为他认为良知人人皆有，不论圣愚，匹夫匹妇与圣人同具，只要致其良知，向内体认得自己的良知明白，不论愚夫愚妇，“人皆可以为尧舜”，个个做得圣人，这就扩大了良知说的实现范围，以至“满街人都是圣人”，把其良知说推广开来，使其成为左右当时思想界逾百年的学术思潮。“致良知”说一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震动。明末著名学者顾宪成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窍一凿，混浊遂亡。”刘宗周亦说:“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表明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在明中叶后影响很大。

自中国近代以来，王阳明心学影响亦很大。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竞相倡导阳明心学。他们强调主体性的自我意识，自由活泼精神、良知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高扬近代国人的心力意志，树立打破旧传统的主体精神，确立民族自主意识，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寻找思想理论的精神家园。

现代思想家梁漱溟、熊十力、贺麟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王阳明心学的思想成分。梁漱溟推重“人心”和主体之“我”，并尊崇直觉，这渊源于阳明心学。他说：“及明代而阳明先生兴，始驱穷理于外之弊。而归本直觉——他叫良知。”熊十力于中国儒学中，服膺宋明儒之陆王心学，他说：“儒者之学，唯有阳明善承孔孟。”“阳明之学，确是儒家正脉。”贺麟则揉合以新黑格尔主义为主的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儒学的陆王心学，形成了被称为“新心学”的思想体系。以上这些都表明王阳明心学对现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仅如此，王阳明的思想，特别他的“致良知”说，还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以至整个日本社会，现简要论述于下：

阳明学与日本的联系，最早起于正德年间。相传，日本禅僧了庵桂悟于正德五年奉室盯幕府足利义证将军之命，以87岁高龄远使中国，与王阳明会晤。回国前，王阳明作序一篇相送。此文载师蛮的《本朝高僧传》、齐藤拙堂的《文话》，在日木学者中影响很大。井上哲次郎说：“桂悟亲与阳明接触，为哲学史上决不可看过的事实。”川田铁弥说：“桂悟惮师，兼传程朱之学，余姚之学，论‘知行合一'之义，为日本王学倡导之喘矢。”肯定桂悟为王学在日本之始祖，并不确切，因为他回日本时已是90岁高龄。我们认为，阳明学在日本的真正开创者应是中江藤树，他早年学习朱子学，1640年33岁时获《王龙溪语录》读之，37岁读《阳明全书》，大有所获，乃赋诗曰：“致知格物学虽新，十有八年意未真，天佑夏阳今至泰，今朝心地似回春。”读了《阳明全书》，他“心似回春”，于是在近江设令其徒皆攻读《阳明全书》，被奉为“近江圣人”。他力求像王龙溪那样把阳明学普及到庶人中去，断言：“心学为由凡夫至圣之道。”“行儒道者，天子、诸候、卿大夫、士、人也。此五等人能明明德，交五伦者谓之真儒……真儒在五等中不择贵贱、贫富。”他被称为日本阳明学派的开山祖。发展阳明学的是被奉为“泰山北斗”的佐藤一斋，在日本朱子学独尊的形势下。他从事教育70年，任儒官19年，听其讲学者常满堂盈庭，开创了幕末王学的先河。他在《言志四录》等著作中大力宣扬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如说:“就心曰知，知即行之知；就身曰行，行即知之行”等，他主张天下财利公有，指出“财者，天下公共之物，其可得自私乎?”，“利者，天下公共之物，何曾有恶？自专之，则为取怨之道耳”。这些思想，在广大市民和农民中有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他培养的大批学生中，有很多人成为明治维新的骨干。在日本，把阳明学最早付之实践的当推大盐中斋。他“以阳明‘致良知'之教一以贯之，以为学的”。以王阳明为楷模教育生徒，在学堂右侧铭以“入吾门学道，以忠信不欺为主本，乃纪阳明先生语以揭示”，作为学生守则，要求学生“躬亲学于阳明先生”。1837年，大阪发生大饥馑，他在卖尽藏书以赈灾民的同时，又领导了震撼日本近代史的大阪市民和近郊农民的起义。他的言行反映了下层武士、市民和农民的要求，大阪起义成为80年后“米骚动”的先驱。佐藤一斋的高徒，佐久间象山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开学收西方文化之风，为开港倒幕作了准备。他的学生吉田松阴认为王阳明的《传习录》“皆言会当心”，他主办松下学塾，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一大批倒幕维新志士。高杉晋作是倒幕将领，曾作诗盛赞阳明学，诗曰：“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羲皇以上人。”明治维新时期最有影响的人物当推伊藤博文。他早年参加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明治维新时，1868年3月，任政府外国事务局判事；6月，任兵库县知事。1869年，调大藏省工作。1885年12月，任第一任内阁总理，至1888年任天皇咨询机构的枢密院议长。由于其显赫的政治地位，使他对明治维新起了很大作用。总之，明治维新突出王阳明的儒家精神，并与现代相结合，实践出来今天的日本。阳明学对日本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影响之深广可见一斑。

明治维新，突出王阳明的儒家精神，实践出来今天的日本，国强民富，社会安定，人民康乐长寿，国情国体，充满东方浓厚特色，弘扬传统宗教与文化，不受外来的极左极右冲击与分化、分裂及意识形态的困扰，所以人民团结爱国。这是最尖端的利用儒家思想得出来的最佳成果。可以说今天的日本是中国传统精华的缩影。

中国的现代史，过于浮躁，打倒孔家店，割断传统，与历代先贤对立，制造先贤思想矛盾，分裂了广大人民的团结与和谐，结果中国失去了儒家文化，失去了中庸之道。中国的政治气候向左转，继而发生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左风大灾难，与日本成了鲜明的对照，行了很漫长的弯路。

众所周知，东南亚地区在即将成为过去的二十世纪中，是著名的战争策源地之一。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只有正确地认识过去，才能正确地面向未来。遗憾的是在这一方面，对某些人来说还有相当差距，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二十一世纪将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崛起的世纪，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国家，至少也曾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应该率先在“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诸方面作出榜样，否则就没有说服力，己不正又何以正人？

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邓小平倡导的反左防右，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建设一个具有真真正正中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等等的理论。江泽民主席亦倡导中华传统道德精神文明，当他访问马来西亚及韩国时分别引用孔子的名言“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不孤必有邻”，及国家很多领导亦引用孔子名言于他们日常各方面。这都证明中国近今的政治走向，重新重视祖国传统优秀的儒家文化。

综上可见，阳明学在国内、国际确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有很多正确的思想，如“知行合一”说中关于学行结合，真知源于行等思想；“致良知”说中的凡圣平等论，反对偶像崇拜、主张解放思想等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邓小平先生反复指出:“要解放思想，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否则，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国爱的生机就停止了。可见，弘扬阳明学中的合理因素，并把它付之于行动，这是很重要的。我想，这就是我们从四面八方会集贵阳，参加99阳明文化的目的。

在今日的学术研究会上，我讲了如上看法，如有不当之处，敬请专家不吝赐正。

并祝莅临各位身心健康、事业进步！

1999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