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遭诋毁夺恤典

王阳明遭诋毁夺恤典

杨德俊

 

作为思想家的阳明，他的思想与当时被朝廷奉为官学，与定为一尊的程朱理学大相异趣，阳明心学内蕴的注重自由和个性的因子又确实易引发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离心力。所以，在他身前，心学便已遭“伪学”之斥禁，如《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十九，嘉靖元年（1522）十月乙未（二十三）条记载：

 

礼科给事中章侨言：“三代以下论正学，莫如朱熹。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及为文辞，务宗艰险。乞行天下，痛为禁革。”时，河南道御史梁世骠亦以为言。礼部覆议，以二臣之言深切时弊，有补风教。上曰：“然。祖宗表章《六经》，颁降敕谕，正欲崇正学，迪正道，端士习，育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业。百余年间，人才浑厚，文体纯雅。近年士习多诡异，文辞务艰险，所份治化不浅。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

 

而作为政治家的阳明，一生忠于王事，为稳定既存社会秩序而竭尽全力，即便提出的“致良知”说，主观上也是为了净化人心，重振纲纪。而“破心中贼”，挽救明廷颓势。即便如此，阳明及其心学仍与执掌朝政者存在着内在张力，阳明一直生活在对个性和自由的追求与对王权政治效力的矛盾夹缝之中。这样一种实际是注重自由的思想家与强调专制一元化的政治权力的矛盾，在阳明逝世不久而尚未安葬之时，就来了个大爆发。

 

嘉靖七年（1528）十月初十日，王阳明上《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中，说他在江西南赣时，就被炎毒侵害，乍冷乍热，又患上咳嗽之疾病，越来越严重。虽经常就医用药，而病亦终未治好，但遇到暑热天气，总是复发大作。去年奉命入广西，曾与原来给他看病的医生同行，但未到中途，医生先以水土不服，而辞疾归去。到广西后，他不敢轻用医药，风气益南，炎毒加重，遍身肿毒，喘嗽不息，心恶饮食，每日强吞稀粥数匙，稍多辄又呕吐。当时思恩、田州、八寨、断藤峡已经平定，竣事而出至南宁，将自梧州道广东，待命于韶州至南雄之间。其中说到：

 

夫竭忠以报国，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碎骨以自效，又臣近岁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尚求苟全以图后报，而为养病之举，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惟陛下鉴臣一念报主之诚，固非苟为避难以自偷安，能悯其濒危垂绝不得已之至情，容臣得暂回原籍就医调治，幸存余息，鞠躬尽瘁，以报陛下，尚有日也。臣不胜恳切哀求之至！

 

阳明病势危重，自知来日无几，上疏后才到广东待命。据《明史•列传》第八十三《王守仁传》载：“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不俟命竟归。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疏至朝廷，因他“不候命即归”而不允许归家。《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九十七，嘉靖八年正月，乙巳（初八）条载有此事：

 

升巡抚郧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富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王守仁巡抚两广地方提督军务。时，守仁以病笃乞骸骨，因举富自代不候命即归。上怒其专擅，且疑有诈，谕吏部曰：“守仁受国重托，故设漫辞求去，不候进止，非大臣事君之道！”卿等不言，恐人皆效尤有误国事，其亟具状以闻，无何，而守仁卒于南安。

 

虽然阳明病逝讣告很快就上达朝廷，吏部尚书桂萼犹奉迎圣上之意，参奏陷害阳明。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中载：“讣至，桂公萼欲因公乞养病疏参驳害公，令该司匿不举，乃参其擅离职役，及处置广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又诋其擒濠军功冒滥，乞命多官会议。”指责阳明擒获宸濠之军功是不合格而滥予任用，攻南昌实为纪律不肃，奏捷夸扬；朝廷派其去广西思恩州、田州，是让征伐剿灭，而阳明不听朝廷命令，不剿而用招抚处置，是恩威倒置；剿灭八寨、断藤峡，事先未上报，朝廷并没有指令，这是擅自行事；没有得到朝廷批准而私自回家，这是擅离职守。世宗遂命会官议定阳明功罪是非。门人詹事黄绾上疏极力为阳明辩护，其列举了阳明王守仁随机应变，仅一月就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平定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多年的乱事；平定广西思恩州、田州及八寨、断藤峡的乱事；学术上致良知、知行合一；德政上协合万邦，勤政亲民。黄绾在《明是非定赏罚疏》中说：“萼与守仁旧不相合，因谓臣言不然，小人乘间相构，使臣与萼有隙，然臣终不敢以此废萼之平生也。但臣于事君之义，立身之道，则有不得不一明者，臣是以言之。臣所以深知守仁者，以其功与学。然功高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此守仁之所以不容于世也。”黄绾最后言道：

 

即如萼事陛下，本无不忠，但以昨者小人谗之，所以至未白，臣实为之深愤。今陛下既明萼之非辜，命召以还，臣为之喜而不寐，此非臣之私萼也，臣之情有不能已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犹萼之负屈。

 

伏望陛下以视萼者视守仁，以白萼者白守仁。敕下该部，查给恤典，赠谥，仍与世袭。并开学禁，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天下幸甚。若此事不明，则萼必不能忘形于臣，而小人谗构犹得以入之。臣虽欲曲附于萼，竭诚以事陛下，亦有不能也。故臣又敢以言之，庶所以尽臣事陛下之忠，且以补萼之过而解其疑，实亦臣不苟同阿比之义如此也。臣昧死之言。

 

《年谱•三》中嘉靖八年二月庚午，丧至越。记录詹事黄绾的上疏，与黄绾撰《明是非定赏罚疏》大有不同。

 

据《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九十八，嘉靖八年二月戊辰（初二）条，载有吏部所奏言和给事中周延上言：

 

“故新建伯王守仁，因病笃离任，道死南安，方困剧时，不暇奏请，情固可原，愿从宽宥。”上意未解，曰：“守仁擅离重任，甚非大臣事君之道，况其学术事功，多有可议，卿等仍会官详定，是非及封拜宜否，以闻不得回护姑息。”

 

给事中周延上疏言：“守仁竖直节于逆瑾构乱之时，纠义旅于先帝南巡之日。且倡道东南，四方慕义，建牙闽广，八寨底平。今陛下以一眚欲尽弃平生，非所以存国体而昭公论也。”得旨：“守仁功罪，朝廷自有定议，延朋党妄言，本当论治。但念方求言之际，姑对品调外任。”于是，吏部奏谪延太仓州判官。

 

此条中，桂萼假惺惺地说阳明因为病重离任，情有可原；而周延响应世宗求言号召，据事实为阳明说了几句公道话，便被世宗视为“谓守仁学正，直讥朕无知”，严旨逐出朝廷。世宗钦定阳明学说事不师古，是蛊惑民众、大坏人心的异端邪说，诏命“学禁”于天下，并夺其殁后恤典。精明强悍而性格偏急狭隘，以学术经济自任的桂萼，则以奏论王阳明学术事功之首功，而“受上特达之遇”，获拜武英殿大学士，成为直阁重臣，更加“直躬而行，无所顾忌”了。世宗肃皇帝对吏部尚书桂萼等奏诋毁阳明一事，“多有可议”“以闻不得回护姑息”。后载当时给事中周延（江西吉水人，字南乔，号崦山，嘉靖二年进士）因反对停止阳明的世袭和收回恤典，替王阳明辩解，抗疏为讼，说了几句实话，结果被贬谪为江苏太仓州通判。

 

据《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九十八，嘉靖八年二月甲戌日（二十三）条记载，世宗皇帝朱厚熜听桂萼挑拨离间后，令吏部会同各廷臣对王阳明逝世后的功过进行廷议，结果在桂萼等的谗言鼓动之下，上奏吏部会廷臣议，故新建伯王守仁功罪言曰：

 

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与，则著《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或流于清谈；庸鄙者借其虚声，遂敢于放肆。传习转讹，悖谬日甚。其门人为之辩谤，至谓：“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渎天听，几无忌惮矣。若夫剿捕寨贼，擒除逆濠，若夫剿捕畲贼，擒除逆濠，据事论功，诚有可录。”是以当陛下御极之初，即拜伯爵。虽出于杨廷和预为己地之私，亦据有黄榜封拜侯伯之令，夫功过不相掩。今宜免夺封爵，以彰国家之大信；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

 

朱厚熜看见奏疏中说阳明“事不师古，言不称师”“借其虚声，敢于放肆”“上渎天听，几无忌惮”等谗言后大怒，于是下诏停止阳明的世袭，对恤典也收回全不予执行。下圣旨说道：

 

卿等议是：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至于宸濠之变，与伍文定移檄举兵，仗义讨贼，元恶就擒，功固可录，但兵无节制，奏捷夸张。近日掩袭寨夷，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当追夺，但系先朝信令，姑与终身。其殁后，恤典俱不准给，都察院仍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

 

吴震教授认为：“所谓世宗皇帝的‘旨意’，其实是受桂萼等人操纵的结果，所谓‘上曰’，其真实性也不免要大打折扣。可以说，围绕着王阳明的功罪问题所展开的议论乃至争斗，其实是当时权力机构的一个反应。换言之，阳明是被政治官场所利用的一个筹码而已。”指出中枢权利机构与久在地方任职的阳明有矛盾，尤其是桂萼等权奸妒忌阳明而上疏攻毁，再加上当时朝中政争甚烈，湛甘泉面责桂萼恶攻阳明造成冤案，孙应奎、陆粲等相继奏参桂萼等人，而霍韬又为桂萼等辩白，桂萼忽而以尚书致仕，忽而又奉旨还朝复宫，如此等等，以致使尸骨未寒的阳明成为当时朝中权斗的焦点，这是有必要的，但也不必维护世宗，把世宗旨意说成是桂萼等操纵的结果。试看世宗斥责周延之言，有“讥朕无知”“是遵守仁之所行所用大坏人心之学”等语，便可知世宗本人也是容不下阳明其人其学的。不过，无论做何解析，事实上桂萼等人上疏谗言诋毁，世宗皇帝下圣旨所言，对王阳明都是极不公道的。嘉靖六年（1527）六月，阳明接到征伐广西思恩州、田州命令时，因“病患久积，潮热痰嗽，日甚月深，每一发咳，必至顿绝，久始渐苏”。就上《辞免重任乞恩养病疏》，而朝廷不允许，阳明于是带病出征。嘉靖七年二月平定广西思恩、田州之乱结束，六月仍然坚持平定八寨和断藤峡之乱事。十月初十日，在广州病情加重，又上《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其因日夜痛心惕骨，病日就危，濒危垂绝，哽咽涕下，哀求告假还乡。朝廷故意不予批准，阳明病情非常严重，实在无法支撑了，才决定起程归家。然而从广州刚刚起程几天，未能回到家中，把命都丢在半道上，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在岗位上因公牺牲了。如此对待忠诚之臣，不要说献出生命，就是出策出力，谁还可能愿意呢？

 

万历八年（1580）任礼部尚书的徐学谟（字叔明，号太室山人，今上海嘉定人）撰《世庙识余录》卷五末，王守仁条中载：“守仁固一代豪杰，功自难泯。第学则有疵，‘致良知’之说，非但辟朱子格物之论，而于孔子博文约礼之教亦大悖矣。盖袭西方之余绪，以诱惑愚诞也。旨中‘果于非圣’语，岂非万世之公律哉？顷跻从祀，当事者宁忘皇祖之训，疑所谓虚声附和者？其徒方盛，不得不为颐宁调停耳。”^[1]徐学谟所谓的嘉靖帝皇旨意，乃是“万世之公律”实为谀上之言，绝非公允之论。其实嘉靖帝皇圣旨，是受到桂萼等人操纵而作的结论。

 

此资料转载于杨德俊编著《王阳明行踪遗迹》，贵州大学出版社2021-10。

 

1. 《世庙识余录》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9册，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