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祀孔庙称先儒

王阳明祀孔庙称先儒

杨德俊

 

在《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三十二，万历二年（1574）丙子十二月甲寅（十四日）条载：“以新建伯王守仁从祀孔子庙庭。守仁之学,以良知为宗,经文纬武,动有成绩。其疏犯中珰,绥化夷方,倡义勤王,芟群凶,夷大难,不动声色，功业昭昭在人耳目。至其身膺患难,磨励沉思之久,忽若有悟,究极天人微妙,心性渊源,与先圣相传宗旨无有差别,历来从祀诸贤,无有出其右者。”而当时不喜欢阳明学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不会让王阳明获得从祀。当时或有儒臣提出阳明从祀的动议，如宋仪望作有《阳明先生从祀或问》，但不仅不会被轻易采纳，而且必会引起纷争。如《泉湖山房稿》卷二十二，《华阳宋公墓志铭》中说，其时“廷议王文成公从祀者，众议纷纭，莫知所决策”，此时提出阳明从祀之事，肯定是会遭驳斥的。

 

如据《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十一，万历元年（1573）三月乙酉（初五）条，载有兵科给事中赵思诚疏请罢王守仁从祀之请言：

 

守仁党众立异，非圣毁朱，有权谋之智功，备好贪之丑状，使不焚其书、禁其徒，又从而祀之，恐圣学生一奸窦，其为世道人心之害不小。因列守仁异言叛道者八款。又言其宣淫无度，侍女数十，其妻每对众发其秽行。守仁死后，其徒籍有余党说事关通，无所不至。擒定宁贼，可谓有功，然欺取所收金宝，半输其家，贪计莫测，实非纯臣。章下该部。

 

赵思诚在奏疏中更是对阳明大加诬蔑，诬其不但宣淫无度，而且贪计莫测，擒获宁王朱宸濠后缴获的金银财宝，采用欺取手段把一半输送回家。赵思诚连阳明妻子诸氏也不放过，说其妻丑恶，行为放荡，有侍女数十人等。这种除政治攻击外加主观臆想的人身攻击，比桂萼等诬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阳明此时无论如何也不会获得从祀。

 

礼部尚书万士和撰《万文恭公摘集》卷十二，万士和撰《覆新建伯从祀疏》中载。在万历二年六月起至十二年，就有“给事中赵参鲁，御史梁许、萧禀、余乾贞，进士邹德涵俱奏称，‘新建伯王守仁宜从祀孔庭’”。

 

绍兴府人，阳明再传弟子徐渭（字文长，号青藤老人，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也上奏《为请复新建伯封爵疏》曰：“臣诚愚昧，谓宜念守仁之劳苦，察先臣之过举以深味夫古语周公之意，复守仁旧所封新建伯封爵，俾子孙世世承袭，以彰国家报施之厚，作臣下之心，诸所宜葬祭赠谥之礼，悉从故事。”

 

到了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因为御史詹事讲（字明甫，号养贞，江西乐安人。从罗洪先游，传良知之学）、内阁大学士申时行（字汝默，号瑶泉，嘉靖四十一年状元）等上言：“王守仁学术原与宋儒朱熹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奏请阳明从祀孔庙，于是皇帝命廷议归一具奏，奏疏中论阳明曰：

 

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学》，言“良知”本于《孟子》。献章言“主静”，沿于宋儒周敦颐、程颢。皆阐述经训，羽翼圣真，岂其自创一门户耶？……气节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业如守仁，而谓之禅，可乎？……盖在朱时，朱与陆辩，盛气相攻，两家弟子有如仇敌；今并祀学宫。朱氏之学，昔既不以陆废，今独以王废乎？……今诚祀守仁、献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实学之自得，而不专于见闻。斯于圣化，岂不大有神乎！若居仁之纯心笃行，众议所归，亦宜并祀。

 

时为行人司司正、赠承仕郎的薛侃上奏《题赠谥疏》，谨题请旨曰：“该科道等官会举已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等官，各应得恤典等因。除祭葬照例给与外，据赠官备咨前来本部，俱经照例题奉钦依外，准吏部咨该翰林院接出揭帖某人等因，开送司案呈到部”“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今赠新建侯。谥文成。”薛侃在上奏《请从祀疏》，就是耿定向《为应明诏，乞褒殊勋，以光圣治疏》内容，也从学术与事功两方面阐述从祀的原因。其说王阳明“功在社稷，道启群蒙”“倡明道术，默赞化理”“开示人心，尤为明切”。平叛宁王朱宸濠谋反对安定地方和巩固国家政权起到极大的作用。太监张忠及许泰当时诱惑武宗亲征，实是图谋不轨。时辅臣桂萼等人陷害王阳明是妒其轧己，阴肆挤排。《请从祀疏》最后一段记载：

 

伏惟皇上俯垂轸念，敕下廷臣虚心集议，特赐复爵赠谥，从祀孔庙，万代瞻仰，甚盛举也。臣窃又伏思为此请，在国家诏功彝典，当如此耳。乃若笃忠效知之臣，其心惟愿国家永灵长之庆，而不愿有建功之赏；惟愿朝端协一德之交，而不乐有倡道之名。伏惟皇上省览及此，深惟往事之鉴，益弘保大之图。而左右臣工共明一体之学，顿消有我之私。则守仁之道即已表章于今日，而守仁之志即已获伸于九原矣。即今奕世厄穷，永言销灭，亦其所安。此守仁之心、亦微臣之心也。臣无任祝望激切陨越之至。为此专差舍人丁宪赉捧，谨题请旨。奉圣旨：“礼部知道。”

 

耿定向也疏请王阳明从祀，其理由一是事功，尤其是宁王朱宸濠谋反，危及宗社安危之时，若不是王阳明迅速给以平定，擒获朱宸濠，后果不堪设想；二是学术，阳明 “倡明道术，默赞化理，未易言述。所著《拔本塞源》一论，开示人心，尤为明切”。当时桂萼煽动削去其爵位，是妒忌阳明，让忠臣良士非常痛心。希望穆宗皇帝依据王阳明的功绩，恢复其爵位，从祀孔庙，以便瞻仰。就是希望 “惟愿国家永灵长之庆，而不愿有建功之赏；惟愿朝端协一德之交，而不乐有倡道之名”。

 

户科给事中魏时亮在请阳明从祀疏中说，王阳明显昭代之人文，真圣门之羽翼，可以并列宋儒，是以阳明为一代真儒，作为疏请从祀孔庙的理由。魏时亮在《乞定真儒从祀疏》中载：“王守仁，则曰质本超凡，理由妙悟，学以致良知为本，独观性命之原，教以勤讲习为功，善发圣贤之旨，当时亲炙者咸乐依归，迄今私淑者莫不尊信，是亦百年之豪杰，一代之真儒。”他赞扬阳明的“良知”思想，说“若王守仁者，破除俗学，独契本真，悟孔氏之微言，发后贤之未发，良知与性善，同功求仁，与万物为体”。又说“良知”远祧孔孟微言大义，阐发良知促进儒学，这都是真儒所为，因此从祀孔庙当之无愧。

 

这一时期的耿定向、薛侃、魏时亮，都是阳明从祀孔庙的积极倡导者，耿定向、薛侃都赞同王阳明从祀孔庙，两人的奏疏内容称赞阳明的事功与学术两方面，许多地方基本一致，所表达的都是王阳明在事功和学术上的丰功伟绩。魏时亮主要从学术上称赞阳明为一代真儒，说良知学说承传孔孟思想，阐发良知促进道德发展，转变社会风气，阳明从祀孔庙理所当然。

 

浙江道监察御史谢廷杰说在学术上，王阳明良知之说妙契真诠，格致之论超悟本旨。其事功方面，平定朱宸濠叛乱，社稷得以平安，在广西平乱安民，使不同民族和睦相处，鞠躬尽瘁于戎伍，逝世于凯旋归途。其学术醇正，事功卓著，从祀孔庙名副其实，理所当然，当之无愧。

 

工部办事进士邹德涵奏有《新建伯从祀疏》，首先说到：“臣比者伏睹言官建白，要将先臣新建伯王守仁从祀孔庙，蒙皇上特下臣廷议。臣末学新进，安敢出位妄言。”其最后一段载曰：

 

今日守仁之祀，非赖皇上英明独断，恐亦如弘、正间之议瑄无定时矣。若必欲求天下无一诋訾之人而后议祀，则众心之同悦者，莫甚于乡愿；春秋之最诋訾者，莫甚于孔子，祀当首乡愿而次孔子矣。臣恐天下人心，日以不正，是以汲汲请祀，非阿其人，为天下计耳。夫祀一守仁，可经转移天下，皇上又何所爱而不为也！臣狂野不知忌讳，干冒天严，不胜战栗悚惧之至。

 

邹德涵在《新建伯从祀议》中说“守仁之道德，足为师表”，所以又合于从祀孔庙，其中一段载道：

 

皇上身作君师，隆重儒臣，特允言官建白，欲以先臣王守仁从祀孔庙。岂繄彰显潜德，实欲鼓舞来学。臣承乏造工，敢以自默。夫守仁之为人，先穆宗皇帝品之当矣。曰绍尧、孔之心传，曰倡周、程之道术。守仁之当祀，两言而决。……守仁之道德，足为师表，又合于乐祖瞽宗之义。臣谓宜进守仁从祀，庶足以兴起斯文，培植风教，且可慰先皇帝褒德之心。谨具议以闻伏候敕旨。

 

邹德涵（邹德涵，字汝海，号聚所，江西省安福人。邹守益之孙，邹善之子）在《从祀疏》和《从祀议》中，详述阳明从祀孔庙的理由：其一是于私，祖父邹守益受学于阳明先生，其父邹善和他都恪守阳明之学；于公，邹德涵又在朝为官，他主张阳明从祀孔庙，就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也是承家之孝。其二是在彰显正学，以正人心。他认为正纪纲法度而先要正人心，这是非常重要的。阳明督抚江西时，“勤勤教民为善，如父母之于子弟，虽军旅仓皇，歌诗习礼，不辍于时，弦诵成俗，盗亦格心，迄今颂之”。要变风俗必表彰大儒，而本朝能堪称大儒，传承孔之学者，莫有过于王阳明的人。其三是军功，言在江西平定朱宸濠叛乱时，阳明于妻子生死不顾，檄兵征讨，及时平息反叛。在广西思田平乱，“一至其境，不遗半矢，即缚首受罪”。又说“夫守仁伏山陬中，即能为国家筹万全策，上成当宁舞干之绩，下全数百万生灵之命，固非朴遬儒者所能办也”。邹德涵并针对反对者的一些意见，给以一一辩驳。

 

据《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五十五，万历十二年丙子十一月庚寅（十八日）条记载，神宗皇帝诰令：“准王守仁、陈献章、胡居仁三人从祀孔庙。”神宗皇帝称：“王守仁有道学，并陈献章、胡居仁既众论推许，咸准从祀孔庙。朝廷重道崇儒，原尚本实操修经济都是学问，亦不必分立门户，聚讲空谈，反累盛典。礼部其遵旨行。”于是经神宗皇帝朱翊钧批准，王阳明与陈献章、胡居仁奉诏“从祀孔庙”，称阳明先生为“先儒王子”。

 

以上就是嘉靖八年王阳明遭谗言诽谤，被停止世袭，收回恤典，到隆庆二年恢复封爵，准其子王正亿承袭新建伯伯爵，以后子孙世袭，赠封阳明为“新建侯”，谥号“文成”，再到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奉诏从祀孔庙，称阳明为“先儒王子”的大体过程。尽管阳明逝世55年后，最终获从祀孔庙荣誉，但围绕阳明是否适宜从祀孔庙，因而展开的有关阳明学评价上的纷争并未完全终结，但反对之音已非主调。如有湛甘泉的再传唐伯元，在万历十三年（1585）上《从祀疏》，此文在唐伯元著《醉经楼集•奏疏附刻》中有载，他对阳明从祀，主要有六条反对意见，其中一条是：“守仁良知之旨弄精神也。夫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凡言心学者，皆后儒之误也。”最后又说：“若曰国家报守仁之功，有美益矣、有爵封矣，又有敕阵（陈）专祠矣。今孔庙之祀，有之不足加荣，存之适足为累。旋谕礼官，再加详议，使天下万世，知我圣天子有帝尧舍己之功，成汤不吝之勇，则即此一事，实为百代帝王之师。”此疏一出，不仅像耿定向（字在伦，号楚侗）、胡直（字正甫，号庐山）、孟秋（字子成，号我疆）等心学家纷纷加以批评，而且对阳明心学并无好感的程朱理学家顾允成（字季时，号泾凡）亦予以反对。

 

《神宗显皇帝实录》万历十三年三月己卯（初八）条载：“谪南京户部署郎中事唐伯元三级调外，伯元上疏丑诋新建伯不宜从祀，且谓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守仁言良知邪说诬民。又进《石经大学》云。得之安福举人邹德溥（邹德涵之弟，字汝光,号四山）已为制序，南兵科给事中钟宇淳（字履道，号顺斋）特疏纠之，后降海州判官。”唐伯元因上疏丑诋阳明，而被降职为海州判官。

 

虽然多经周折，入祀过程先后遭遇到强大阻力,但是王阳明还是得以入祀孔庙，从阳明入祀孔庙的整个过程，略可窥见世道人心之一斑。

 

此资料转载于杨德俊编著《王阳明行踪遗迹》，贵州大学出版社2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