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代阳明文化研究

贵州明代阳明文化研究

杨德俊

 

明正德四年（1509）十二月，王阳明离开贵州后，王阳明龙岗书院弟子汤伯元、叶子苍、陈宗鲁、李惟善、王祥等人，把王阳明贬谪在贵州所著诗文刊刻《居夷集》《阳明先生文录》，嘉靖三年（1524）就完成《居夷集》《阳明先生文录》两书刊刻，这是贵州最早刊刻王阳明的著作，也是全国最早刊刻王阳明的著作之一。

 

嘉靖十三年(1534)，王阳明龙岗书院弟子汤伯元、叶子苍、陈宗鲁等数十人，恭请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兼作“阳明书院”，以慰藉贵阳士民之心怀。王杏会同贵州左布政使周忠、按察使韩士英等，在白云庵旧址修建“阳明祠”，祠内享堂挂阳明先生遗像。另建有门庑堂室五座共十三楹。祠内有“阳明书院”，据贵州多种文献记载 “盖书院之制，除聚徒讲学外，最重要者，厥为崇祀先圣先贤，以示楷模”。王杏等并置田地来作祠堂和书院的供养祭祀和维持教学费用。阳明书院是全国王门弟子最早修建的一家讲授阳明学说的书院。在王阳明去世刚五年时，贵阳就为其建祠，建书院讲授阳明学说，在全国来说是最早的。

 

在王杏所撰的《新建阳明书院记》记中，详细记述这次建祠的原由和始末：“正德丁卯，阳明王先生建言忤逆瑾，谪贵州龙场驿。龙场，夷窟也，逆瑾欲以是危先生，朝士知者亦以为先生危。先生抵龙场，履若中土，居职之暇，训诲诸夷。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士习用变。意者文教将暨遐方，天假先生行以振起之乎？……嘉靖甲午，予奉圣天子命出按贵州，每行部闻歌声，蔼蔼如越音。予问之士民，对曰：‘龙场王夫子遗化也。’且谓夫子教化深入人心，今虽往矣，岁时思慕，有亲到龙场奉祀者，有遥拜而祀者。予问曰：‘何为遥拜而祀也？’对曰：‘龙场去省八十里，陵谷深峻，途程亦梗，士民艰于裹粮，故遥祀以致祭奠’。……先生功德在天下，遗泽在贵州，公论在万世，祠典有弗合焉者乎？请许之以激劝边人。……先生之道，昭如日月之在天下，具眼者当自得之，何俟予言，而亦岂予之所能言。”

 

嘉靖十四年（1535），阳明书院建成这年，贵州都司经历赵昌龄、王阳明龙岗书院弟子陈文学、叶子苍将正德年间开始刊刻，嘉靖三年（1524）完成的《居夷集》《阳明先生文录》两书补充，刊刻黔版《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全三卷，供书院学生使用。每卷首为“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总目”，录有各卷所收诗文之篇目；每卷首行是“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之一，或卷之二、卷之三”，卷三末页为校刊者的姓名，全书最后是王杏所撰《书文录续编后》。这是贵州最早的阳明著作刊刻本，也是全国最早的阳明著作刻本。

 

嘉靖二十年（1541），贵州总兵沈希仪在总兵府内左侧择地，建君子亭纪念王阳明。王阳明平广西思恩州、田州之乱时。沈希仪任思恩参将，阳明多采用其计谋，沈希仪对阳明平定思恩州、田州之乱策略很是佩服，崇拜王阳明及学说思想。沈希仪任贵州总兵时，便在贵阳的总兵府内修建一座君子亭，以纪念王阳明，旧称东园君子亭。

 

是年，龙岗书院弟子蒋信任贵州提学副使，重建“文明书院”，辟专祠祀阳明先生。蒋信撰《重建文明书院记》中，记述了刚到贵阳时所见书院情形及书院重新始末。“贵学宪公署左，有旧文明书院荒址焉，诘所从始，正德间，督学毛公既辟公署，即置馆于此，以育蒙士。……自公调去，蒙师遂散。其公署则时借为往来停骖之馆，最后乃易题为清军参院。其兹斋楹，则争取为诸衙别舍；敝不可取，则或听其毁撤而为薪。……乃进诸生谋之曰：‘兴荒址弗可逭也，顾费将奚征？’或曰：‘故牍岁逋斋金可核也。’再谋曰：‘以责二宣慰使助之何如？’佥应曰：‘可并从之。’阅再月，果得金百两有奇。即故址而高而卑，而堂而舍，凡六月而功告成。”文明书院重建后，省内学子蜂拥而来就读。

 

嘉靖二十一年(1542)，因文明书院不能满足教学之需要，蒋信在文明书院之右侧，另辟新址再建一所书院，以阳明“心学”为“正学”之意，取书院名“正学书院”。把文明书院的部分教学设备、生活设施分给正学书院师生所用。次年，蒋信在所撰《新建正学书院落成记》中有：“曰‘正学’，何为者也？正学者，心学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谓学也，譬之正路然。……昔吾阳明子，尝居此矣。金声玉振，不可得闻，要其随才接引多矣。越兹三十年，吾得从事于此，续大雅之音于久旷之后，岂其偶然欤！”记述建设书院经过、规模、取名原由等。

 

嘉靖二十一年（1542）朱麟任贵州提学副使，撰有《阳明书院记》。记中说到:“虚者藏而有体，应者寂而有象，内也，而亦何尝有内也，一念之明谓之良知。良知之不已谓之良能，良知，知也，良能，行也，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终，知者之谓智，行者之谓仁，知行合一，存乎诚仁，知行合一，存乎性而亦何尝有内外也，不犹镜乎，明者其体，照物者其用，即使尘垢以蔽其明，而镜之明犹在耳。……良知者，本有之明，良能者，良知之不已其明者也。而亦何可以智力参之哉。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或有不爱其亲者，非其本然也。孩提之童之长，无不知敬其兄及其蔽也。或有不敬其兄者，非其本然也。……如此则为敬以直，内不如此，则为以敬，在内如此，则为义以方。外不如此则为义，袭而取此之良知，即致知之知也，此之良能即诚正之能也。知此之谓成已之明德，诚此之谓成物之亲民，而亦何尝有内外，何尝有智力以参之也哉。”其中说到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阳明书院”，撰《新建阳明书院记》，取阳明先生之教，朝夕讲明。讲到良知良能，万物一体，格物致知等。

 

嘉靖二十三年（1544），王阳明私淑弟子徐樾（字子直，江西贵溪人。泰州学派著名学者王艮弟子）任贵州提学副使督学贵州，维护修缮阳明书院，并在书院中为学子讲授阳明心学。嘉靖《贵州通志》卷九《名宦》载：“徐樾，嘉靖间任提学，讲明心学，陶然士类，取夷民子弟而衣冠之训迪谆谆，假以色笑。盖信此心此理无古今、无夷夏。苟有以兴起之，无不可化而入者，非逆也。”次年，著名的黔中阳明后学孙应鳌曾拜徐樾为师，嘉靖、万历、康熙《贵州通志》中，载有徐樾作多首诗，还载有《阳明书院祭田记》《送蔡云程擢滇云宪长序》《新开泮池记》《遊雙明洞記》《承德即湯軫墓誌銘》《刻燕射礼仪序》等。

 

嘉靖二十五年（1546），贵州巡抚王学益说：“阳明之学言于天下，由贵（州）始也。”于是改建阳明书院于旧学府右。但其改建之原由，未予详述。只记有书院屋宇“中三楹祀阳明先生，后五楹为山斗堂，外为‘昭代真儒坊’”的记载。

 

明嘉靖三十年(1551)，贵州巡抚赵锦在修文阳明洞龙岗书院北面修建阳明祠三楹，在中堂供奉阳明先生像，祠门上仍题“龙岗书院”。巡抚都御史张鹗翼、廉使张尧年、参政万虞恺、提学副史谢东山等共同祭祀。

 

王阳明著名弟子邹守益撰《龙岗书院祭田记》，记中记述“龙场驿距贵阳州西七十里，水西安宣慰地，在古夷蔡之外。正德间，先师阳明王公以直言忤逆瑾，谪丞于驿，尝作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和宾阳堂，咸自记于厂石。瑾怒未解，濒于死屡矣！动心忍性，磨瑕去垢，沛然有悟于洙泗、濂洛之脉，融释众淆，折衷二氏，揭良知以醒群酲。……祭而无田，弗可以永也。敛于夷则或扰，派于官则或惰，莫若以罚锾之羡，置田，以簿正之，庶明德以飨乎！……进退得丧而不失其正，于龙岗其永有休闻！百世之下，尚有斐勿谖，又何忧于祠？何患于祠田？祠田在龙场之东公鸡坝，去祠二里许。计租米一百四十四秤，民人路大贵所售也。经理之劳，则贵前二卫指挥刘镗、胡恩、杨凤鸣，千户胡杰”。

 

阳明后学罗洪先撰《建龙场阳明祠记》。记中有：“阳明王先生揭良知之学倡于天下，天下之人师其说而鼓舞不怠者,所在祠之，无问曾至其地舆否。……先生以豪杰之才，迈往之志，振迅雄伟，脱履于固常，于是一变而为文章，再变而为气节。当其倡言于逆谨蛊政之时，挞之朝而不悔，其忧思恳欵，意气激烈，议论铿訇，真足以凌驾一时而托名后世，岂不快哉！……然则先生之学，出之而愈张，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于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龙场，其风霰也哉！嗟乎！今日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问其知致知之功，亦莫不曰‘任其固有’焉耳，亦尝于枯槁寂寞而求之矣乎？”阳明祠后在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年间及民国年间多次维修、改建、重建。

 

嘉靖三十一年(1552)，阳明弟子江西泰和人胡尧时任贵州按察使，进一步拓宽了儒学范围，将宣慰司儒学左右石牌坊的题额改为“弘文教”“育英才”，增建“尊经阁”三楹，用于收藏朝廷赏赐的书籍。并将阳明书院修葺一新，常率诸生到阳明祠拜谒阳明先生，并搜集、整理、刊刻阳明先生所撰诗文阳明先生《遗言稿》于贵州，令学徒知所景仰，士风为之大变。

 

隆庆五年（1571），贵州巡抚阮文中、左布政使蔡文、按察使冯成能见阳明祠和阳明书院毁圮，便迁建於巡抚署左面。前建为享堂，祀阳明先生；后建讲堂六楹；前后左右房各四楹。仍题匾曰“阳明书院”。特聘“贵阳名士”王阳明再传弟子马廷锡在书院主讲，是王阳明讲学“龙岗书院”“文明书院”后又一讲学盛况。阮文中撰《改建阳明祠记》，记中记述“惟先生之居龙场也，不独悟彻微旨，而功德实大可表见。惟时蛮长欲减驿馆，变百年成规，阿贾、阿札等擅兵为地方患，先生徐出数语，以利害喻之，其言辄中肯綮，乃竟落其胆而不敢萌僭肆之念。数十年来，贵阳赖以安堵者，非先生之功遗之耶？……始贵阳人士从先生学，先生与群弟子日讲明良知之旨，听者勃勃感触，日革其浇漓之俗，而还之淳。迩者衣冠济济与齐鲁并，先生倡导之德，至于今不衰”。

 

冯成能撰《阳明书院落成记》。记中记述“阳明先生之学，大成于贵阳，三载居夷，兴起甚众，及今则希声矣。公兹行也，先生之学其复昌乎？此学术兴替，世道污隆所系，吾辈窃延颈俟焉，不然何以为冯子？……阳明先生以挺世之豪，立希圣之志。其始也，博之词章；其既也，又求之佛老；而见尤未卓也。惟其志求，必得百炼千磨，至龙场处困之后，始大悟此心之本真，直契吾儒之正脉，故倡明良知之旨以立教。良知即道心也，一点灵机，天地万物之所生生而不息”。冯成能时时来书院讲授阳明心学，听者常数百人，是因阳明书院既崇祀阳明先生，建有享堂，所以冯成能以“阳明祠”称之。

 

万历五年（1577），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曾任广东韶州知府的思南人李渭63岁辞官还乡，在明隆庆年间思南知府田稔、推官伍佽在思南府城真武观（观音阁）内设的“为仁堂”（为仁书院）讲学，开黔北讲学之风，传播阳明学说,。李渭以“必为圣人”为目标，是王阳明“立志为圣贤”和“人皆可以为尧舜”体现，认为自己的“心”要有着圣人一样的“良知”，要随时随地以“圣人”来要求自己。李渭的讲学吸引了湖南、江西等外省学子前来就读，曾有江西人赖嘉谟、徐云从等前来学习，因敬仰李渭，尊为师长，长期跟从学习不忍离去。其学者如影相随，使黔北文人蔚起，代不乏人。思南则有弟子冉宗也、胡学礼、田憔安等，都继承了阳明和李渭之学说。

 

是年，阳明再传弟子邹元标因敢于直言，抨击时弊，被廷杖后发配贵州都匀。邹元标贬谪都匀期间，处之怡然，探究阳明心学，日益大进。他看见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因疏劾严嵩父子专权乱政，而被贬谪到都匀的张翀所建读书堂颓圮日甚，便与刺使段蒙冈等重修张公读书堂，并作《重修读书堂记》，在其右建讲学草堂，聚徒讲学，每日与都匀士子讲阳明良知之学，向他求教的达百人之多。邹元标曾拜王阳明为师，并一身研究王阳明的“致良知”理论。他认为“良知”的关键在于“立诚”，只有立诚，才能克服私欲而存天理。他把“致良知”发展为”“致良知，务良能”。他谪居都匀六年，格外受人尊重，培养了陈尚象、吴铤等著名弟子，为开创都匀的文教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又是这一年，明代大儒，王阳明私淑弟子，曾任国子监祭酒的孙应鳌50岁时因病辞官回家，于清平卫城西（凯里市炉山镇）建“学孔精舍”（学孔书院），致力传播圣学，教授乡里青年。此后数年间，孙应鳌一直致力在清平讲学，为发展贵州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学孔精舍”主要讲授内容之一是“阳明心学”。孙应鳌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孔孟儒学的道德传统，特别是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为阳明后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形式。他恪守王阳明“致良知”的政治价值和理念，坚持儒家礼制，主张以儒术经世，施行仁政，选拔人才，重振纲纪，强调为政以德，讲求实效。为阳明心学在贵州的弘扬、传承作出重要贡献。

 

万历十七年（1589），贵州宣慰使龙源安国亨到阳明洞瞻仰阳明遗迹，题有“阳明先生遗爱处”七个大字摩崖。十八年时又到阳明洞瞻仰阳明遗迹，题有摩崖诗两首。到玩易窝题有“阳明玩易窝”五大字和摩崖诗一首。安国亨是王阳明在龙场时，请他写《象祠记》的贵州宣慰使安贵荣的重孙，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袭宣慰使职。安国亨是安氏多位贵州宣慰使中，汉文化最高的人，对阳明文化有研究，能诗擅文，治政开明。并擅长书法，尤其是楷书，修文、大方、开阳等地均有其书题的摩岩和碑刻。

 

在水西，还有一个人叫陈恩（1552-1616），字槐亭，是今大方县人，祖上系汉人。陈恩一生经历了明朝后期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是明代水西土官政权统治机构中的重要人物，曾“三聘仍出任慕魁辅事”和“更尊总理两班慕魁扯事”，接连辅佐安国亨及其两子安疆臣、安尧臣和孙子安位理政,长达近四十年。陈恩也崇拜王阳明，对阳明文化有研究，万历十九年和二十九年，在修文阳明洞内，有其书题的两幅摩崖。

 

万历十九年（1591），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安徽省泾县人肖良干，在贵阳刊刻印刷《阳明先生文录》，供贵州各书院学子诵读。

 

万历二十一年(1595)，贵州提学徐秉正在邹元标弟子陈尚象、吴铤等恳请下，以邹元标号南皋建“南皋书院”于都匀，以纪念邹元标在都匀讲学之事，陈尚象、吴铤继续在“南皋书院”讲授阳明心学。贵州巡抚江东之撰《南皋书院碑记》，其中有“他如龙场夷窟，无能危新建（阳明）后之尸祝，阳明祠下者，异世且未艾焉。假令公如新建，遇主于巷，即屠龙术隐，而文德武功固无，二道奈之何。……微独与鹤楼竞爽，且与龙岗书院并传。余不佞承乏黔中，搜名贤遗迹，得三迁客夷夏，于今称之。顾不佞有晋宁之谪，而未罹其忧；有新建之还，而愧无其伐。总之勿二其心，则于三公有余师也，夫阳明著矣。”万历三十年，贵州巡抚郭子章题“理学名儒”匾，并作《龙场驿丞王文成公守仁》一文，主要介绍王阳明龙场事迹，供贵州学子学习。又在“南皋书院”原有院田28亩的情况之下，又续置院田12亩，增加书院膏火和学子生活费用。

 

此资料转载于杨德俊编著《王学之源》，贵州大学出版社2016-09。